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义领袖，矛盾的一生，终将功败垂成

宋江在江湖上的又一称号“孝义黑三郎”，就很能代表他的性格特征。忠孝与侠义，在宋江身上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但在不同的情境中，突现的方面有所不同，从而勾画出宋江一生充满矛盾变化的人生轨迹。

在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北宋末年，宋江要做到忠孝与侠义两全是不可能的。为了行侠义，帮助江湖兄弟，他就不得不触犯封建统治阶级，尽管这是不自觉的，也是他不情感的。他“舍着条性命”，“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了晁盖，不过为的是“心腹兄弟”，出于“绸全人性命”的一种仗义行为，并不是有意识地向封建秩序挑战。但晁盖等人不甘被压迫，反上梁山了，这使他感到“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因而怕牵连进去而内心惊恐。不料阎婆惜以他与梁山的关系相要胁，他万不得已而杀人灭口，却终于触犯了封建法律，成了逃犯。但尽管如此，他心中仍然是忠诚于朝廷的。

然而，社会现实却容不得他做忠臣。他投奔花荣，又被刘高陷害。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和对清风山好汉们的救命之情的感激，他定谋设计杀了刘高，并招降了秦明、黄信两批官军，动员众好汉齐上梁山泊。这是他叛逆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就在投奔梁山的路上，一封家书却又使他离开了众弟兄星夜奔丧去了。宋太公怕朱江“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假传醒耗。宋太公的一番家训，使宋江又戴上了“忠君孝亲"的精神枷锁，走上了刺配江州的道路。途中，梁山好汉把他劫夺上山，刘唐要杀解差，他说：“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晁盖邀他上山，他认为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忠孝观念把他奴役到愚顽的境地。

豪侠叛逆

宋江的愚忠，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对封建政权还存有幻想，希望能“遇宽恩大赦”。然而一系列现实斗争的折磨，封建统治者的多次迫害，眼下江州牢城亲身经历的残酷现实，使他的内心又处于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为了一个“忠”字，他虽然屡次拒绝了江湖好汉的搭救，但好汉们对他的尊敬与拥戴不能不激起他所固有的豪侠气概。他并不是一个甘于沉下僚的庸人，他有满腹经纶，有雄心大志，而他半生苦苦追求的结果不过是沦为一名囚徒。他在内心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酒后题了反诗，诗中表现了落难英雄忍辱潜伏，待时而动，欲回天地的心情。“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突出显示了他性格中豪侠叛逆的一面。反诗事件将宋江推向了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梁山好汉劫法场，把他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解救出来。经过腥风血雨的生死搏斗，他的思想性格确实起了飞跃性的变化，”现实的处境使宋江不得不放弃他的忠孝，从而揭起革命的义旗。

替天行道

宋江上梁山之初，坐的是第二把交椅，虽然还不是寨主，但作者描写的中心却在宋江，在宋江领导下梁山好汉打了祝家庄.高唐州，取了青州、华州，获得了很大战果，巩固了梁山根据地。晁盖死后，宋江被推为寨主，更进一步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策略思想。他重新整顿了革命队伍，树立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同时它从最根本上又不反对宋天子。宋江自己对这个解释时，也说明了一点“替天行道”也就是要为国除奸，使国家走上“正轨”。可以说，“替天行道”是宋江的“忠”与“义”相结合的产物。

“替天行道”的纲领包含着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和忠君思想两种因素。当前因素起作用时，则显出其积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梁山义军打击贪官污吏、豪富恶霸，为民除害。在经济上，杀富济贫，抢掳官廠，夺取不义之财，“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但得府库之物纳于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在道义上，他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分贵贱，兄弟友爱，暂同生死。这其中体现的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同钟相“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在实践意义上有其一致性，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梁山义军的革命行动，博得了被压迫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乡村百姓，扶老携幼，烧香、罗拜迎接。”不少穷苦百姓纷纷投奔梁山，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朝廷忠臣

然而，当纲领的后一因素起作用时，即那种对“好皇帝”、对圣君贤臣的幻想一旦占了上风，则又使革命走向倒退，最终导致受招安的结局。宋江原是受封建文化熏陶的县衙小吏，其最高理想是做国家忠臣，他是被逼无奈才反上梁山的。如今，他已权力在握，站稳脚跟，生的危机感消失了，因而思想、道德、心理都逐渐恢复到原先想做国家忠臣的轨道上来.“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成了他最大的愿望。宋江曾多次表示希望“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到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起义事业发展到高潮之时，他更将这种感望公开化。他在对“天地神”的祝辞中说：“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他的《满江红》词也写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虽然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众弟兄的激烈反对，但他还是决意走这条受招安的路。为了设法受招安，他竟潜入李师师家，企图通过李师师与宋徽宗的特殊关系，乞求招安。这之后，他还领导梁山英雄和官军进行了几次大战役，所谓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把敌人打得丢盔卸甲，但其目的也是为受招安捞得政治资本。最后在朝廷假意的抚恤下接受了招安，并把“替天行道”的旗帜，改为“顺天”“护国”。

受招安标志眷梁山泊农民革命性质的根本改变，从维护被压迫人民的利益的反封建民主革命，转变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顺天”、“护国”的改良。这时的梁山义军以忠君报国为指导思想，以“御边幅”、“保国安民”为任务，于是有了“征辽”和“征方腊”，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别动队。宋江也由一名义军领袖而成为一名御外安内的朝廷忠臣。

功败垂成

然而，宋江的一片忠心并未得到统治阶级的信任和赏识，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在“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不可能再反的情况下，被赐服御酒而死。但宋江至死都咬住“忠义”二字不放，并且他还担心，他死之后，李逵会造反，“坏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故而将李逵叫来，喝了药酒，与他同归于尽。这里的“忠义”就是对朝廷尽忠尽义，“义”已不再有济困扶危的积极意义。宋江把“替天行道”与对赵朱王朝的“忠义”相提并论，“替天行.道”的含义自然很明确。正是由于“替天行道”纲领的局限性和宋江固有的“忠义”思想，导致了义军的功败垂成，也导致了他个人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