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了，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猥褻幼女一案再次引發軒然大波。

6月17日，上海普陀區人民法院做出判決，以猥褻兒童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王振華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四年。一審判決結果公佈後，基於樸素的正義感，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怎麼這麼輕？”公衆的重刑預期，不僅源於性侵幼女觸及了道德底線，更因爲一個掌握着巨大社會資源的人，以一種隱祕的方式幹着陰暗的事，這加重了人們的不安。

但法律的還要歸法律。審判長在答疑中解釋判決的理由：是否有性器官接觸是區分強姦幼女與猥褻兒童的關鍵。控方提供了被害人新鮮傷痕、陰道撕裂傷、二級輕傷的鑑定結果，但辯方認爲該鑑定機構違反了全國人大的規定，沒有對外鑑定資格。由北京兩家鑑定機構給出的鑑定結果，給出了相反的結論。

法庭最終認定，王振華與被害人不存在性器官接觸，但造成被害人輕傷二級的嚴重後果。也就是說法庭部分採納了控方證據，且考慮到無“聚衆或者在公共場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等情形，在公訴機關建議四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內，對王振華以猥褻兒童罪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公衆的義憤可以理解，但量刑仍要基於法律和事實。目前控辯雙方都表示要上訴，如何審判還是應該交給法庭。

由於此案涉及未成年人，法院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審判長也呼籲不要打探未成年人隱私。法院的這些做法是應該支持的。但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在保護未成年人隱私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公衆的知情權？

王振華辯護律師陳有西在一則聲明中稱，爲了不透露涉及未成年人隱私的案情，所以拒絕了所有媒體採訪。迴避某些敏感細節，和對公衆疑慮置之不理，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本案社會影響巨大，如果公衆不能理解案件的審判，那難免將傷害人們對法治的信心。

按照陳有西聲明中的說法，此案都是被害人一方尋找媒體幫助，因而信息是一邊倒的。那麼自認爲是被誣陷的被告一方，同樣可以在不傷害未成年的前提下，闡述自己的理由。如果以被害人隱私爲由，躲在未成年“背後”以消解公衆的知情權，難免給人以打着保護未成年名義，實際刻意袒護被告人的感覺。正義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追求匡扶正義”的法律人，應該都明白這個道理。

此案中公衆疑慮最多的，似乎不是法院的判決，而是辯方的訴求。一審中，王振華的兩位律師爲他做了無罪辯護。一審判決後，辯護律師陳有西表示，王振華已經明確提起上訴，請求二審判決他無罪。辯方的訴求與公衆的情緒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反差，並進一步激化了大衆情緒。

但必須要說的是，嫌疑人及其律師進行辯護是基本的權利。只要被告及其代理人認爲合理，無罪辯護無可厚非。因爲一般來講，無罪辯護的成功率很低，對於辯方來說，如果沒有充足把握，往往適得其反。所以公衆沒必要因爲辯護律師尋求無罪辯護，就視其爲“無良”云云。法庭上不是討價還價，不會因爲辯方主張無罪，法官就把應有的量刑降低一點。

陳有西聲明中的第一條我特別同意，他說律師既要維護委託人的合法權益，也應該追求匡扶正義的道德倫理。這兩者其實並不矛盾，關鍵是律師要謹守住自己的職責。不過這份聲明中一些細節，難免讓人覺得似乎不是很值得相信。

比如其中說到“他從無戀童癖和性虐待取向，公安外圍偵查排除他任何侵害幼女嫌疑。”作爲律師，可以根據證據認爲當事人在該案中沒有性侵行爲，但你如何保證你的當事人“從無”這些行爲呢？況且在賓館錄像已經證明，王振華在房間裏呆了五分鐘，且他自己已經當庭承認對被害人有“摟摟抱抱”行爲的前提下，再說“從無戀童癖”，太過牽強。

此外，“外圍偵查”就不是個法律術語，而且“公安排除侵害幼女嫌疑”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如果公安已經排除嫌疑，那麼此案是怎麼起訴的呢？法院一審又據何判決的呢？這些含義不清的話不應該出現在資深律師的正式書面文字中。

每一樁大案，都是一次進行司法良性互動的契機，也是一次對法治建設的檢驗。對於義憤填膺的公衆而言，要明白不能搞輿論審判，也不能搞有罪推定。對於法庭和當事人而言，也不能把公衆的情緒晾在一邊置之不理，你至少得給一個有說服力的說法，好讓人們相信法律。王振華猥褻兒童一案至今，人們看到的是新城控股集團一面迅速切割，解除王振華在公司的一切職務，而另一面羈押期間王振華仍大量增持股份，身價不跌反升。如果案件審判細節再不能說服大衆，反正作爲喫瓜羣衆，我感覺是說不過去的。

（文/於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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