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曾對知識分子抱以厚望。他說：“知識分子有強烈的公民責任感，他們樂意挑改革的重擔。我們的創作知識分子同黨一起開始進行變革。他們的公民立場越來越堅定。我們關心這種積極性，並珍視他們在1985年4月以後參加改革、幫助社會改革的熱情和願望。我們希望，知識分子的貢獻會更大。知識分子正在進入思維和責任心的新境界。其方向符合蘇共的政治路線和人民的利益。”

然而，改革的失敗及蘇聯走向衰亡的歷史說明，戈爾巴喬夫的願望只是一廂情願。無論是被視爲保守派的利加喬夫，還是作爲戈爾巴喬夫親密助手的切爾尼亞耶夫，雖然在政治立場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在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上卻保持着相當的一致。利加喬夫指出：“對蘇聯人持最嚴厲批評態度的人是蘇聯人自己，是我們自己的歷史學家和知識分子。”

切爾尼亞耶夫贊同利加喬夫的觀點。他指出：“對任何政權當局，俄羅斯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破壞情結’，這種情結不止一次地損害了本國進步事業，而在這裏又得到了再現。這對民主陣營內的力量對比、對改革的整個進程有着悲慘的後果。”

就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命運而言，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允許人們發表不同意見，對蘇聯的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來說，戈爾巴喬夫曾是個英雄。但是，這支合唱隊最終把指揮趕下了臺。”

事實上，當“公開性”的閘門放開的時候，湧現出來的不是滋潤乾涸土地的潺潺細流，而是橫掃一切的滔天大浪。赫魯曉夫曾經擔心的“春汛”大潮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關鍵時刻發生了。這一次，又是激進的知識分子率先拉響了進攻的輿論號角。

以蘇聯國家歷史檔案學院院長尤里阿法納西耶夫的精神嬗變之路爲例。

1987年年初，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在給《莫斯科新聞》撰寫的文章中，談到黨史研究工作要衝破過去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所定下的公式。也就是說，黨史研究要突破舊的思維框架。文章發表後，阿法納西耶夫立即遭到蘇聯檔案總局局長瓦加諾夫的指責。3個月後，又有4名歷史學博士聯名寫信指責阿法納西耶夫的文章是“不科學和聳人聽聞的”。

聯名信的作者認爲，阿法納西耶夫的文章實際上是號召“重新評價蘇聯人民70年來所走過的路程”。他們強調，“改革不是破壞，而是創造”。聯名信的作者不承認在黨史研究中存在“斯大林公式”，並批評阿法納西耶夫關於“最近15至20年內蘇黨史研究停滯不前”的說法。

面對批評，阿法納西耶夫針鋒相對。他反駁說：“改革的基本含義就是既要破壞，又要創造。”阿法納西耶夫則引用全蘇社會科學工作者會議的材料來予以反駁。

在那次會上，許多人都指出黨史研究存在嚴重問題。阿法納西耶夫強調：作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基礎的，正是斯大林關於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公式。其特點就是把黨史歸結爲黨內鬥爭和工人及民主運動內部的各黨派之間的鬥爭；把不同意見的鬥爭、探索革命途徑的企圖以及黨的領導內部的分歧說成是某些人的險惡密謀；對由於意見分歧而形成的派別事後貼上“反黨集團”的標籤，說它們具有“反革命的意圖”。

阿法納西耶夫還認爲，黨史教科書對列寧《致代表大會的信》的闡述具有片面性，刪去了列寧對後來成爲反對派的那些人的正面評價。聯名信的作者則認爲，不能把歷屆黨代表大會對反對派所作的評價稱爲“標鑑”，說反對派推行的是“反人民的和反革命的路線”，因此不能爲他們平反。

隨着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召開，阿法納西耶夫已經不再滿足於學術思想上的爭鋒，而是走出書齋開始從事政治活動。

1988年6月7日，選爲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代表的阿法納西耶夫在《共青團真理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建議：

▲成立常設的立法委員會來監督警察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活動，並改組目前在國內公民事務上擁有巨大權力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讓它集中精力對付來自外國的威脅。

▲取消國內護照（身份證）和居住許可證，讓公民能夠自由地在國內外旅行和在自己選擇的地方居住。

▲廢除共產黨員在求職時受照顧的作法。取消那些佔據着由黨控制的職位的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權。

▲頒佈一項法律，明文規定共產黨只對黨員擁有權力。

▲取消黨的領導人所享受的特權，例如配備小汽車和別墅，在特殊的商店購物，在特設的醫院看病以及優先上大學等。

6月17日，阿法納西耶夫要求重新看待托洛茨基。他說，應該爲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罵成是蘇聯的叛徒和社會主義頭號敵人的托洛茨基平反，並且重新出版他的著作。阿法納西耶夫說：“我們必須爲所有那些根據虛假的證據遭到鎮壓和被指控的人恢復名譽，托洛茨基就屬於這些人之列。”

阿法納西耶夫謹慎地指出，爲托洛茨基平反並不意味着贊成他的主張。他說：“至於在政治上恢復名譽，我認爲在這方面也將有所突破，但是，這要取決於對我們的歷史以及對黨內的政治鬥爭進行深入的研究。”阿法納西耶夫的呼籲，是同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受到過挑戰的蘇聯正統的核心是直接相違背的。可以說，在戈爾巴喬夫發動“公開性”運動的背景下，“這是迄今提出的最大膽的建議之一，這場運動的內容包括要更加坦率和更加帶有批判性地看待蘇聯70年來的歷史”。

7月31日，阿法納西耶夫發表的觀點又一次遭到批判。阿法納西耶夫在《一個歷史學家的回答》的文章中說：“我不認爲我們建立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

文章說，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爲了加強自己的權力而極大地扭曲了社會主義，建立了一種殘忍的壓制異己思想的機制。但是，他們又應當保障工業建設，保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而人民跟着他們走了，相信這些實際事情，不知道精心掩蓋起來的斯大林罪行的全部真相。這就說明，爲什麼儘管出現了嚴重的變形，社會主義即使在最痛苦的時期也生存了下來。社會主義首先存在於人民的意識和創造性勞動之中，存在於他們的理想和希望之中。

文章指出，當然，關於我們所走過的道路和我們所做的工作的爭論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於它們有助於理解我們今後要走的路——改革之路。他們說，這是一條用手摸得着的道路是不對的。黨知道想做什麼，知道如何達到這個目的。

《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的報告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關於“革命性改革——革新的思想”的談話，以及《關於實行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深入改革的任務》的報告包含着革新社會主義的明確構想。這一構想是不斷發展的、創造性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梅想。“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會主義”這一公式表達了改革的實質。

阿法納西耶夫的觀點遭到《真理報》的批判。《共產黨人》雜誌政治觀察家伊戈爾傑德科夫和該雜誌第一副主編奧托拉齊斯撰寫的《選定的道路》一文，反駁了尤里阿法納西耶夫的上述觀點。

進入1989年以後，蘇維埃政權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的舉行，進一步鼓舞了阿法納西耶夫的政治熱情。而當選蘇聯人民代表更使阿法納西耶夫充滿了十足的幹勁。

1989年5月25日，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期間，尤里阿法納西耶夫認真地履行着他作爲人民代表的職責。他利用向全國播映的電視告訴千百萬蘇聯人會議進展情況。大會辯論休息時，他從克里姆林宮跑出去會見急於瞭解情況的選民和大學生們。數以百計的莫斯科人擠在悶熱的舊課堂裏，聽取阿法納西耶夫圓滿地回答有關代表大會進程的各種問題。阿法納西耶夫說，選民們急於瞭解的是代表大會如何改變政治問題而不是代表大會如何解決日常的消費品問題。

不過，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對代表大會並沒有給予積極肯定，而是作了“一個否定多於肯定的總結”。他認爲，“會議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再說，兩次會議也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它甚至連解決問題的途徑都沒有指出來。大會讓人們陷入了混亂”。他還說，“人民代表大會爲官僚主義作了工作。它在更新各類機構的同時爲戈爾巴喬夫本人強化了官僚主義行政機構的單一權力”。

阿法納西耶夫認爲，自改革開始以來，“已徹底破產的”經濟形勢絲毫也沒有起色。它仍然在惡化。他說，“應當有一項走在事態發展的前面而不是象現在這樣跟在它的後面的政策。不然，就會出現現在這樣的人們鬧不清到底是由經濟形勢引起的還是由別的什麼引起的一連串災難、事故和全國性的問題”。阿法納西耶夫認爲，改革的最初幾步曾是改善經濟形勢的一些“畏畏縮縮的”主張，爲了實現這些主張就必須有起碼的公開性。後來，這就成了“滾雪球”，事態發展超過了當局的估計。

他說，“黨採取的這種保障措施演變成了不可控制的事態發展”。阿法納西耶夫認爲只有兩種解決辦法：“要麼有一項預計到事態發展的政策，要麼就不顧一切後果而使用武力。”

阿法納西耶夫認爲，經過4年半的改革之後，在蘇聯的“無政府主義前期形勢”面前出現了一個“政治真空”。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個政治壓力集團，以整合民主力量向代表大會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