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一九五O年中国恢复了在西藏的权力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的反应是实用主义的。印度原想在西藏扶植某种程度的独立，以保持西藏的某种缓冲作用，现在这个打算落空了。在实际上，印度不可能有所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后勤困难太大，并需承担对华作战的风险，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考虑。 [ 注：印度政府在一九五O年是不是想对西藏进行武装干涉呢？负责印度东部防务的最后一任英国司令官，陆军中将弗朗西斯·图克(Francis Tuker)爵士曾经在一九四七年献计说，“与其听任中国占领西藏，不如印度自己准备去占领这个高原。”

另据一个作者的叙述，杜鲁门总统曾表示愿提供运输机帮助印度保卫西藏；“当时估计印度只消派一旅部队进入西藏，中国就会躲开。据传杜鲁门曾同意这个看法，并表示愿意提供所需要的空中运输。”(见夏赫(A.B.Shah)所著《印度的国防与外交政策》(India's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ies)一九六六年孟买Manaktala出版，第87页)在朝鲜战争期间，使中国卷入一场对印度作战的第二战场，也许适合华盛顿的利益。但如果美国提出了这项建议，新德里必定是看出了这场步荣赫鹏后尘的远征，风险很大，又不会有什么成果，因此没有接受。 ] 印度只能在以下两者间作出抉择，要么支持毫无希望实现的西藏独立事业，要么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

对中国友好，过去一直是尼赫鲁的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这个选择不难作出。印度没有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的呼吁。中国在西藏的权力确立了，印度关于中国是否有权留在西藏的矛盾心情消失了，作为中印之间邦交恶化的起因之一的西藏问题也随之消失。中国没有把印度抗议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一事，作为一个问题公开加以宣扬。他们公布了外交上的来往照会后，就让它悄悄过去了。 四十年前满清再度在西藏确立权力，曾经震动了英国人；同样地，一九五O年中国权力达到印度的北部边境，也震动了印度的政界舆论。他们攻击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默许中国军队开进西藏。

这就意味着，最尖锐地批评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人，正是在内外政策的各方面都反对他的那批人。这种情况似乎最初使尼赫鲁能够更加强硬地顶住这批人，而到后来却使他更加不愿意得罪他们。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在议会里遭到猛烈攻击。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副总理瓦拉卜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批评。帕特尔在信中含蓄地提到，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是被中国人蒙蔽了。他指责中国背信弃义，心怀叵测，是潜在的敌人。

他还警告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使印、藏之间的一切边界和商务协议化为乌有，而这些协议是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行事的依据”。帕特尔含蓄地指责尼赫鲁因循自满、举棋不定。他建议彻底重新估价印度的对华政策，包括重新部署印度部队以守卫可能引起争执的地区。 [ 注：这封信于一九六八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一家孟买周刊上。该信作为附录刊载于达尔维(Dalvi)所著的《喜马拉雅的失策》(Himalayan Blunder，孟买Thacker&Co.一九六九年出版)和库尔迪昔·内雅所著的《两线之间》(孟买Allied Publishers一九六九年出版)两书中。 ]

尼赫鲁对这封信的答复没有公布，但是从他后来采取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答复的要点：他继续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继续鼓吹中国进联合国的主张；但同时也已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简称NEFA)，这就是那块位于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现在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