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一些玉器具有很高的陽曆，寓意深遠

作爲“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一些玉器具有很高的陽曆，寓意深遠

繼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後，自1978年起，山西臨汾陶寺遺址考古正式開始，1983年，陶寺遺址清理了一批大型墓地，出土了許多珍貴文物，更重要的是，自1999年以來，在陶寺遺址發現了大型城市遺址，規模近300萬平方米，它是中原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址之一，在當時佔據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對恢復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和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2004年，國家正式啓動“中華文明探索工程”，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和良渚遺址被列爲本項目的三大遺址。

通過對桃絲遺址的研究，專家發現，該遺址更符合真正早期文明出現的標誌，青銅器及其銘文信息豐富，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社會階層分化明顯，陶寺遺址是堯帝的都城，根據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和校正，其年齡約爲公元前2500-1900年，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考古人員在發掘過程中，發現了史無前例的城址、王陵、世界第一天文臺、宏偉宮殿、獨立儲藏區、官方管理的手工業區等。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陶寺天文臺，它位於襄汾縣東北7公里處，它有4000多年的歷史，比英國的“巨石陣”早400多年，小組在這裏挖掘了13根半圓形和不規則的柱子，留下12個間距不等的縫隙，專家結合《姚店史記》記載，認爲天文學在堯帝時代非常發達，並認爲它可能是一座用來觀察天象的建築，專家們在兩個迴歸年中觀察和記錄了77次，從寒冷、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到冬至，觀察太陽的升降規律，最後確定這13個地球支柱確實是觀測天文臺的一部分，天文學現象。

在古代，除了觀察季節外，天文臺也是皇室統治的一部分，當君主掌握了天氣和季節的規律時，他似乎有權與天空交談，告訴人們什麼時候該耕種，什麼時候該獻祭，這樣人們就會遵守規則，專家利用桃四天香臺遺址還原了4000年的古歷，桃四天香臺系統通過觀測太陽的日出，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爲20個季節，除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外，還有種植穀子、稻、豆的農耕時間、當地寒冷、溫暖的氣候變化節點和宗教節日，統治者通過控制天文官員的觀察活動，控制農業，頒佈了曆法，全社會的經濟命脈，桃四天文歷是當時世界上已知的最細緻的太陽曆，也是我國今天24節氣的直接來源。

在整個發掘過程中，陶寺遺址不僅出土了大量石刻和青銅器，而且出土了大量種類豐富的玉器，有專家稱桃絲文化是繼良渚文明之後的又一個“玉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有玉聰、玉圭、玉環、玉梳、玉刀、玉璧、玉獸臉、玉黃形墜、玉箍形器、五黃組合璧、綠松石管狀珠等，其中包括一種具有遺址特色的玉——玉越，古代玉越一般是由不透明的玉製成的，玉月表面有一個大洞，一個小洞，小孔屬於端孔，大孔屬於後孔，它們都是單面鑽，二里頭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也發現了玉越，但陶寺遺址中玉越數量較多，佔目前出土玉的很大比例。

玉月既大又美，一種武器實際上不是一種武器，它是古代象徵權力的銳器，相當於西方文明象徵權力的實權杖，歷史上上海除了玉越、銅越、金越外，幾乎都是作爲禮器，出現在祭祀場合，而不是戰場上，陶寺遺址內宮殿、大型墓葬的出現，以及豐富的墓葬資料，清楚地表明當時社會存在着一定的等級制度，大量玉器“越”的出現，是玉器彰顯皇權的標誌，是“越”等玉器的深刻內涵，從發掘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差距很大，少數貴族聚斂大量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向“國家”的邊緣。

著名考古學家蘇炳奇先生曾說：“桃四文化不僅達到了洪山文化晚期的高度，而且確立了它在當時各國的中心地位，它與古代歷史上的堯舜時代相當，即最早的“中國”出現在秦前期的史書中，奠定了中國的基礎，“雖然流傳下來的Pre Qin史記不多，但卻是中國文化源流的載體，歷來是最著名的史料記載，各領域學者的研究，“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早期青銅器上的“和尊”銘文，即“禹七齋在中國生活，並以此爲生”和“中國”在先秦史料中屢次被提及，據蘇炳奇先生考證，《先秦史記》中提到的最早的“中國”應該在陶寺遺址，因此它將成爲“中華文明探索工程”的重點工程之1.

附陶寺遺址出土玉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