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遠征記的人都知道，色諾芬是一個極其擅長自我吹捧的人，他在書中將自己的形象描繪得非常高大上，實際上後世分析看，色諾芬雖然在遠征記中對自己的作用誇大了不少，但其中敘述的歷史事件多半都是符合真實情況的，特別是對當時波斯帝國以及古希臘城邦一部分認識，其中有一部分也夾雜了色諾芬對古希臘城邦政治制度的批判。

色諾芬（前440年左右－前355年）古希臘

色諾芬所生活的時代，正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這一特殊時期，雅典與斯巴達之間巔峯對決，色諾芬從小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由於城邦間的窮兵黷武，使得城邦民衆生活狀態大受影響，在這樣一種情形下，色諾芬拜蘇格拉底爲師，學習如何批判社會，在長久的學習過程中，在色諾芬的心中，逐漸的形成了一套理想社會下的政治生態。

波斯帝國的希臘僱傭軍

在蘇格拉底死後，色諾芬參加了波斯帝國招募的僱傭軍，這支僱傭軍的總人數大約有一萬多人，色諾芬跟隨着隊伍進入小亞細亞以後，才知道招募他們的波斯小亞細亞總督居魯士三世圖謀造反，妄圖通過他們這一支力量，推翻其兄長阿爾塔薛西斯二世，但最終居魯士三世戰敗身亡，而這一支希臘僱傭軍也徹底成爲了沒孃的孩子，在色諾芬的率領下，展開了返回希臘的“遠征”。

色諾芬的《遠征記》又名長征記

蘇格拉底之死——改變了3個年輕人的命運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執政官以反對民主的罪名處死，而蘇格拉底之死，對他的3個學生印象非常大：柏拉圖因老師之死，對雅典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因此而遠走他鄉，先後遊歷了很多地方，併爲後來的哲學思想奠定基礎；安提西尼則受到了蘇格拉底的影響，成爲了犬儒學派的創始人，以批判社會爲主，要求人們克己無求，獨善其身。

蘇格拉底之死影響了三個人：色諾芬、安

相比於安提西尼和柏拉圖，色諾芬似乎更早地預見了雅典極端民主派的弊端，甚至於反而還產生了同情三十僭主的想法，所以他在蘇格拉底死前兩年，色諾芬就離開了雅典，去哪兒了呢？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的波斯帝國招募的希臘僱傭軍，這一年是公元前401年，雅典纔剛剛恢復民主制度沒幾年，一切都處在一個百廢待興的狀態。

三十僭主

相比於此更好奇的是，我們如今已經無法考證色諾芬選擇希臘僱傭軍的緣由，從其後來留下的遠征記來看，似乎其有意想要了解這個曾跟古希臘爭奪時代霸主的帝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國度，所以色諾芬浩浩蕩蕩地跟隨着僱傭軍前往，一路之上估計也是滿懷好奇的心裏，不過從色諾芬對這位招募他的波斯帝國小亞細亞總督居魯士三世的態度來看，色諾芬對波斯帝國的好感程度還要大於雅典。

對波斯帝國的好感，體現在色諾芬另外一本著作中《居魯士的教育》，這本書講的是波斯帝國的開創者居魯士大帝，雖然這本書以虛構的成分較多，而且書中主要講述的是對理想狀態下的政治生態，但對波斯帝國的好感，似乎貫穿了色諾芬對理想王國的建設理念。從站在對社會批判的角度來講，色諾芬對波斯帝國抱有幻想，只能說明他對雅典的“愛之深，責之切”，作爲一個出生於雅典，而且還是一個奴隸主家庭的人，他自然希望雅典能夠成爲距離他理想王國更加接近的程度。

對斯巴達的反諷

柏拉圖在離開雅典以後，寫了一本《理想國》，書中闡述了對理想邦國的美好描述，書中柏拉圖極力反對雅典極端民主制度，從某種程度上，色諾芬的理想邦國的建設和柏拉圖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也有很大的區別，色諾芬反對極端民主制度，但是也同樣不習慣貴族把持的寡頭式政治，這一點從他後來對斯巴達的態度，就能很明顯看出來。

柏拉圖和他的《理想國》

色諾芬回到希臘以後，結識了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二世，這位堪稱是斯巴達史上最傑出的國王，曾帶領斯巴達遠征波斯，看到色諾芬率領這一支希臘僱傭軍，頓時有些欣喜若狂，兩人經過一番長談以後，對彼此頗有好感，在阿格西勞斯二世去世以後，色諾芬還專門爲阿格西勞斯二世寫了一份傳記，書中對阿格西勞斯二世進行了大肆的褒揚。

斯巴達

由於色諾芬晚年基本上都是在斯巴達度過的，加上國王的重視，色諾芬的生活狀況還算不錯，所以對斯巴達城邦這樣一種政治制度，有非常深入的瞭解，按理來說憑藉對阿格西勞斯二世的關係，色諾芬對斯巴達應該極爲推崇纔是，但是很顯然對於這種貴族寡頭式政治，色諾芬明顯不感冒，其有關的描述後來色諾芬有《斯巴達政體論》一書傳世。

書中對於斯巴達格外褒揚（事實上後人評價色諾芬並不高，主要在於他寫史書中刻意強調爲尊者諱的思想），但實際上深層次來看，色諾芬採用的是一種反諷的手法，批評斯巴達的貴族寡頭式政治，色諾芬認爲斯巴達欠缺本質上的探索，這也基本上成爲了斯巴達爲什麼戰勝了強敵雅典，卻最終還是遭到失敗的重要原因。

其實熟悉古希臘歷史的人都知道，斯巴達在同期城邦之中很明顯有些格格不入，他爲了防止社會去貧富差距分化大，禁止與周圍城邦的商業往來，也很少重視文化教育，這或許也是色諾芬認爲的“欠缺對本質的探索”，社會貧富分化大，最重要的是因爲貴族有特權，他們可以爲所欲爲，而不是因爲商業貿易的往來。

更爲理想的狀態——比“雅典”還“雅典”

如果說非要找尋一個時代符合色諾芬心中完美的政治生態，實際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或許是伯利克里改革時代，或許是更早一些的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時代，當然也有些許本質的區別，因爲從根源上來看，色諾芬是反對雅典的商業貿易制度和貨幣政策的，他認爲對一個國家而言，更重要的實際上應該是在農業上。

庇西特拉圖

當然色諾芬也不是完全反對商業發展，在《經濟論》中，他提出國家應該重視農業發展的前提下，也提出了商業發展的重要性，只不過二者的輕重程度有一定的區別，色諾芬最根本的經濟思想，在於他認爲農業纔是一個國家的根基，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應出色諾芬也的確具有一定的遠見卓識，他看到了過渡商業化城邦的弊端。

波斯帝國的問題在於軍隊分散，臨戰時不

在政治制度上，其實色諾芬或許更傾向於君主制治，這一點是繼承自波斯帝國，但對這一點色諾芬本人也是批判的接受，波斯帝國雖然爲君主制，但是國家內部同樣有很深層次的矛盾，色諾芬自己就親身經歷過波斯帝國的叛亂，他指出波斯帝國的問題在於軍隊分散，臨戰時不能統一指揮，只要經歷一次快速的強攻猛攻，就很容易瓦解。

以君主制爲基礎，大力發展農業並同時輔

如果說非要尋找一個色諾芬認爲的理想的政治狀態，或許雅典的庇西特拉圖時期或者說波斯帝國的大流士一世在位時期，政治上類似於君主制，經濟上大力發展農業並同時輔以商業貿易，但這一切似乎都是色諾芬美好的幻想，因爲色諾芬對於理想國家的想象，基本上是偏離實際的，這也是他在歷史研究中，不如修昔底德的重要原因。

色諾芬的《經濟論》

結束語

色諾芬在歷史方面的著作普遍不如修昔底德，原因在於對史料分析的不嚴謹和片面，尤其是忽略客觀發展，要知道古希臘時代原本就是以商業貿易爲中心逐漸發展起來的，其地域關係的限制就註定了他不能夠發展大規模的農業經濟，另外色諾芬相信預言，相信萬事萬物之中自有神的干預，這也是他在思考中不客觀的原因之一，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色諾芬記錄往往能夠更加充分客觀，他的記述對於古希臘時代的歷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