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能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建安七子的主要人物王粲在跟隨曹操南征凱旋不久去世。而圍繞他的追掉頗爲另類。《世說新語》以簡要生動的筆法回顧了這場特殊的懷念。“王仲宣好驢鳴，既藏，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在曹丕的倡議下，王粲的周圍浮現了一片生動的驢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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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以學驢叫送別友人成了魏晉的一道風景線，因爲王粲“好驢鳴”，這也成了率真的追思和哀悼，感情豐富的曹丕帶着他的文人陣容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爲讓人感嘆的一瞬。如果王粲喜歡驢是一種偶然，那麼接下來文人喜歡驢的代表卻層出不窮，因此這裏蘊含着某種文化上的特質。此後的阮籍喜歡騎驢漫遊山水，讓多年後的李白頗爲羨慕地說:“阮籍爲太瘦，騎驢下東平。”

驢的形象本來與乖戾、倔強，醜陋所聯繫在一起，而文人按理說審美水平是比較高的一個層次，那麼爲何此後文人卻越來越離不開驢？拋卻魏晉，來看唐宋，幾乎就是一部“文人與驢”的歷史。唐代一流文人無不與驢子關係密切，從騎乘到創作，幾乎無時無刻不有驢子的身影。其中李白、杜甫、孟郊、賈島和李賀都將驢子的身影深沉的寫進了筆墨之中。

一時之間，羸弱的驢子託着整個大唐詩人的精神山河，成了一道文化獨特的風景線，甚至一直延伸到歷史的之後，長長的歷史留下了太多的驢子蹄印。先看李白與驢的相關記載。後世出現許多李白騎驢圖和騎驢詩，如“仙人騎驢如起鯨，睥睨塵海思東瀛。”這當然是後人對李白騎驢的假象，總體來看李白騎驢次數並不多，雖然也有好事者附會出李白醉酒騎驢等等畫作，但大部分只是一種娛樂李白的作品而已，李白真正與驢的作品大部分是他寫別人與驢的內容，而非自己。

真正與驢子建立起緊密關係的要屬杜甫，無論從詩作和畫作裏，這樣的題材佔據了很大篇幅。

比如杜甫說自己“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餐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因此杜甫自述騎驢十三年的苦難生活確實如同驢子的命運一般坎坷 說盡了心酸與無奈，甚至惺惺相惜，很有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

此後的賈島更是無時無刻不是在驢背上琢磨作詩的靈感，因此也成了“苦吟”詩人。騎驢對於賈島來說第一好處就在於驢子不急不緩的步子，慢悠悠的給他琢磨詩作推敲的空間，關於他如何斟酌詩句有比較著名的“僧敲月下門”，是用“推”好，還是“敲”好，至今似乎尚無定論。而他自己則形容騎驢的生活是:“驢俊勝羸馬，東川路非賒。”還有“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等等都是他寫騎驢時的動態場景。遺憾的是，賈島的命運確實如同驢子一樣蹇澀，最終在落拓中走完了苦吟的一生。

無獨有偶，素有“鬼才”之稱的李賀對於驢子也是情有獨鍾，他的創作經歷大體與賈島類似，都是騎驢漫遊琢磨內容。比較出名的記載就是有關他的《李長吉小傳》，說他每天早上跟朋友出遊，都是由書童牽着驢，他騎在驢背上，然後放個破錦囊，靈感來了就幾下扔進囊中。每天晚上回來後他母親叫婢女把破囊倒出來，一看很多詩歌片段，於是感嘆說:我兒子這是要把心嘔出來纔算罷休。

此外孟郊做官之餘也是經常“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因此經常在山水之間騎驢作詩，以至於公務都耽誤了 。

最後還有一位宋代的大詩人陸游更是騎驢一生走遍千山萬水，，然後他才寫下“衣上征塵染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因此，驢在文人所處的古代確實成就了文人的步履和理想。

那麼騎驢背後隱藏怎樣的特殊情況

首先驢子的廉價和交通的需要。科舉制度爲知識分子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因此，一些讀書人苦於家境貧寒，自然買不起高頭大馬，只好買一頭便宜很多的驢子代步，走上通往仕途的不確定的旅途。其次，驢子所需要費用更爲低廉，養起來比較“節能”，這樣可以省下許多草料和盤纏。此外，騎驢的節奏確實適合給文人創作緩衝時間，而這種悠然的速度確實是馬太快，牛太慢所不能代替的。此外，驢子的外形固然不算好看，但是這種坎坷命運彷彿與文人的命運大體相當，因此往往二者有些同病相憐。因此，中國文化的一流人物與驢子的不解之緣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似乎都可以反襯出某種無奈與淒涼。因此在浩蕩的文化長河驢子承載了文人的夢想，於是在山水之間，出現了皺着眉頭穿梭於紅塵的羸弱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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