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棕櫚之後，你看過他的這部傑作嗎？

勞倫·岡泰

前言

《編劇工坊》是金棕櫚導演勞倫·岡泰2017年入圍戛納一種關注的影片，自2010年憑藉《課室風雲》拿到金棕櫚後，勞倫·岡泰先後兩次被降級一種關注，但《編劇工坊》真的是一部“差一口氣”的影片嗎？

《編劇工坊》開始於一場關於文學寫作的討論，並逐漸演變成不同身份背景的成員們關於文學、種族、社會現狀等問題的觀念上的激烈交鋒。如果影片僅僅止步與這場圓桌上的討論，那對於勞倫·岡泰來說這確實只能算是正常水準的發揮了。

可恰恰是在影片的後半個小時，那張先前以綿密針腳織成的網開始收攏併爲影片迎來了主題上的多義與變奏。它首先是對於文學表達和道德倫理之間那根紅線的質疑。當槍口從對着女老師轉向夜空時，對於男主角安東來說，這又演變爲自我在無力現實中如何尋找精神寄託的追問，它在情景上呼應了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車司機》,在精神上又接洽了新浪潮時期對存在主義的思考。

採訪過程中勞倫·岡泰說到：“我選擇在電影中表現年輕人，相當於給予他們一個展現自己的機會，因爲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常常不被聆聽。”在影片的末尾，安東選擇離開家鄉，乘船出海。勞倫·岡泰止步於討論，他在此呼喚行動力的到來。

「戛納夏夜，解暑人生」線上影展由法國駐華大使館、優酷、淘票票、和觀雲影院聯合舉辦，將於2020年7月5日至11日舉行。戛納電影節藝術總監蒂埃裏·福茂、導演讓-雅克·阿諾以及導演賈樟柯爲影展大使。首屆影展分爲四個主題：「荒誕人間」、「俠義江湖」、「社會鏡像」及「愛與成長」。我們將每日向觀衆介紹一部曾在戛納熠熠生輝的影片，邀請觀衆在優酷平臺同時觀看，聆聽電影專業人士的映後交流，在疫情期間通過線上影展，重溫電影院的記憶。

Dzolan

採訪：Stevie

文：ZAC（發自戛納）

整理：潘意寧

編：黃島、bastard

編劇工坊

事情就在我們身邊發生，就在今天。

勞倫·岡泰已經憑《課室風雲》在08年拿過金棕櫚了，這一次的《編劇工坊》依舊是與羅賓·坎皮略合作編劇，入圍了2017年戛納電影節的“一種關注”單元。

2016年夏天，在法國南部馬賽區的拉西奧塔。Antoine參加了一個寫作培訓班，班上的幾個年輕學生需要在知名女作家Olivia的幫助下撰寫一部黑色小說。寫作的過程很快讓人想起這座城市的工人階級歷史，讓人想起那座已被關閉25年之久的造船廠。這些懷舊之情對Antoine並無半點吸引力，他對籠罩當前社會的焦慮情緒更感興趣。他很快便與Olivia以及他的小組產生分歧。

編劇工坊 L'Atelier

岡泰電影關注的對象有一些共性：罷課的學生，罷工的工人，被解僱的主管，組成多樣的學生羣體等等。岡泰鏡頭裏的人物有一種在逆境裏迸發生命力的特質。《編劇工坊》不偏不倚地依着這個路線延續下來，這一次還緊扣住法國，歐洲，乃至時代的脈搏。

岡泰和坎皮略再度聯手，難免會有一些《課室風雲》的影子，也有點像主競賽《每分鐘120擊》的辯論場面，他又一次以課堂的形式來展開要討論的主題，這些熱衷於發表意見的法國人到了該發聲的時刻向來不會保留。白人、黑人、阿拉伯人、穆斯林，持不同意見的學生針鋒相對。

大量的臺詞陸續將老師和各位學生的角色豐滿起來，各個角色居其位安其職地指向相關論點：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引出近來肆虐法國的恐怖主義，黑人引出種族歧視，老師引出精英主義，男主角白人青年引出極右思潮等等。比如說：導演通過寫作課對精英主義的發出提問。影片中的學生大都是普通工薪階層人家的子女，而老師是知名作家，她來開一個報酬頗豐的寫作工坊——草根和精英的對立呼之欲出。有趣的是，電影裏一個女學生放學後就用自己的南方口音取笑老師的“巴黎口音”，覺得老師裝腔作勢，沒有真本事。而在法語裏恰有一個專門的詞系是形容“外省”的，特指巴黎以外的所有法國省份。

編劇工坊 L'Atelier

課桌上，在互不相讓的爭議中，核心議題逐漸暴露出來：混亂中的現代人無所適從。不難看出岡泰的野心之大，試圖在短短兩個小時內爲當今混亂的法國、歐洲乃至全球上一節課，找出一個答案。通過精準的控制，導演將敘述的時代背景濃縮在寫作課上，避免在過大的主題之前言之無物。以寫作課作爲背景設定實在巧妙，引用文學來分析現實，文學與現實的界線隨着寫作課的討論逐漸模糊起來，產生一種互文性。

現實一方面影響着課程，課程一方面反映着現實。比如說：大家需要爲一部犯罪小說定下一個時代背景。討論中的幾句話就道出了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將其鏈接起來：我們要寫這樣一個犯罪故事，過去的歷史造成今天的命案。這句話使得地球人今天的苦難都顯得十分唏噓，今天的惡果都是昨天的惡因；電影裏還用了大量剪切進去的遊戲畫面，視頻片段和臉書網頁，使電影的時代氣息十分明晰，事情就在我們身邊發生，就在今天。

文學介入在這部電影的另一個妙處就是，它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主觀視角。寫作課上談到了觀衆因主觀視角而從主角眼裏看世界，也談到了作者與筆下人物的關係：寫的是不是就是想的，想的是不是就是同意的。岡泰的攝像機主要追隨着男主人公Antoine，而男主人公是一個有着極右傾向的年輕人，似乎可以很好地和殺人犯、極右派或者說恐怖主義共情。

政治化是岡泰作品的一個特色，但與他過往所體現的政治觀點不同，這一部用細膩親密甚至無限寬容的鏡頭描繪一個極右青年，使整部電影的政治觀點變得非常曖昧，創造出一種微妙的張力，導演把握住了人心的變換和不安。

這個男主人公的心路就正是上文提到的電影核心：現代人的無所適從。關於種族歧視、恐怖主義、全球化、階級差距等的極端事件在今天大量發生，一種無助和不知的空虛感在當代人心中滋長。整個世紀的彷徨，變成了憂鬱和怨恨，寄生在Antoine身上。導演將這種彷徨昇華成一種人生永恆的孤獨和無意義，並試圖讓人們與這種永恆的孤獨和無意義談和。

聖戰組織者有一把槍，Antoine也有一把槍。前者掃向了人羣，後者在海邊往月亮開了三槍。

深焦

《編劇工坊》(L'Atelier)中涉及到了移民、種族、階級、代際關係等衆多社會議題，那麼在創作初期，您是從這些主題出發去構建人物和故事，還是從工坊的這個事件出發再延伸到各個議題？

我拍這部電影是爲了表達現在年輕人的想法、他們經歷的社會問題，而正是在與他們的交流中，這些問題浮現出來。如今，20歲的年輕人面對巨大的變化，越來越缺少激情，生存空間不斷被壓榨，進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無法自處。更糟糕的是，沒有人願意傾聽這些年輕人。但我想去做一個傾聽者，理解他們，在電影中展現他們——只展現，不評判，這點很重要。

深焦

您之前在採訪中說過，這個故事從20年前就有了雛形。那麼從20年前，到10年前的《課室風雲》(Entre les murs)，再到今天的《編劇工坊》，這個故事和故事裏的青年的形態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影片裏所討論的問題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我在20年前創作這個故事的初衷和現在已有很大的不同。我當時只想描述造船廠所在地的年輕人面對的困境，因爲他們對工人的文化知之甚少。但現在，我想做的是通過寫作這種方式來呈現不同人之間的衝突：他們如何欺負對方，如何表達自己，而在寫作中，我們得以成爲一個生活的共同體。

此外，十年前《課室風雲》和十年後《編劇工坊》中年輕人的狀態是有所不同的。《課室風雲》裏的學生很年輕，大概只有14歲，但在工坊裏的大多是成年人，他們需要承擔責任，而且比起從前，他們的處境更嚴峻。現在的人們對這些少年心存懼怕，尤其當聽說他們是從國外來的，就更加懼怕。由此，他們的空間也更多被壓榨，受到更多的傷害，更容易被拋棄。

《編劇工坊》劇照

深焦

本片採用了大量的非專業演員，他們的真實身份與影片中的角色有一定程度的類似，那在鏡頭外他們對影片中所討論的社會議題會有怎樣的看法？他們的這些看法對您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呢？

非專業演員在電影裏以他們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表達方式進行表演，因此演員的真實身份與角色身份有一定的重合性。但在重合的同時，演員們也在不斷豐富角色和劇本。比如在彩排時，有一個場景是要去了解這些年輕演員對網絡的一些想法，這是原劇本中沒有的。演員們會即興創作一些對話，之後也被加入到了電影中。

不過還是需要強調一點，他們仍是在電影中創作這些角色，因此角色和演員電影外的生活是有區別的。譬如扮演男主角Antoine的演員Matthieu Lucci是個很平和的人，他在表演與自己性格相反的Antoine時會覺得很難受，甚至摟着同伴對他們說，“啊對不起，這不是我，這是Antoine，我不是這樣想的”。

此外讓我感到十分愉悅的是，拍攝結束後，一位演員告訴我，他很難過這個夏天結束了，因爲這是他度過最美妙的夏天，他學會了思考自己的生活。這些演員在表演電影中人物的衝突時，也收穫了自己的成長。就像在創作工坊中的年輕人，通過學習寫作成長起來，這些演員也是從拍攝經歷中得到很大的提高。

《編劇工坊》劇照

深焦

我認爲影片與現實形成的非常有趣的一處互文是，影片中Olivia是一名在巴黎的知名作家，來到小鎮上遇到這些青年，卻發現開始時無法融入他們的小集體。而現實中飾演Olivia的Marina Fos是一名出色的演員，她在和一羣非專業演員拍攝時會不會也遇到類似的情況？

雖然身份上存在這樣的互文性，但Marina Fos是個好奇心非常強的人，她本身很注重和這些年輕人的互動交流，聆聽他們的聲音，不論在鏡頭內外，這也是我很欣賞她的一點；反之，這些年輕人對Marina Fos也很熟悉、很感興趣。於是，他們彼此間迅速建立起了一種很親密的關係，以至於在拍攝過程中，我們甚至還得重新營造這種女教師和學生間的距離感。

深焦

本片依舊由大量的對話臺詞推動，加上您之前在《失序年代》(L'emploi du temps)嘗試過的文學創作元素，您是如何處理對話文本和大家創作出的小說文本與電影文本間的關係？

在《失序年代》中，主人公運用寫作創造他理想的生活。在《編劇工坊》中，男主角對虛構有着極強的渴望，希望通過虛構一個發生在紐約的生活故事來逃離他現在所處的環境；其他的年輕人則更傾向於談論他們本人的真實生活。而正是男主角對虛構的渴望，賦予了電影虛構的維度。例如在電影中，他們共同創作了一部恐怖小說。男主角在寫作中運用了大量的暴力情節，他自己也明白這是其內心暴力的投射。在影片的結尾，男主角唸了一封告別信，這封信也標誌着他終於能夠運用合適的字眼去表達內心所想——特別是他談到自己面對的暴力、傷害、百無聊賴時，都能夠用確切的字眼形容，而在影片的開頭他無法做到，這便是一種成長的表現。在此之後，他離開小鎮，去別處生活，希望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也希望創作工坊中發生的故事，以及及創作工坊外他們和Olivia發生的故事間能夠產生一種延續性，而非成爲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