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變味的茅臺,誰在買單?

來源:學習小組

如果某人在一週內坐了十幾次飛機,他的職業是什麼? 

大老闆?明星?空姐? 

有個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黃牛。 

爲什麼? 

貴州茅臺機場曾推出“憑機票購2瓶平價茅臺”活動,引發各地黃牛頻繁飛至,因爲1499元的飛天茅臺,轉手就能有近千元的利潤。一些黃牛描述,只要資金充足,“一個月賺200萬,完全不成問題”。 

茅臺搶手,人盡皆知。買來送人不僅有面子,自己拿着還能升值,穩賺不賠的生意誰都想做。還記得上海Costco開業盛景嗎?當時很多人全家上陣,爲的就是搶“平價茅臺”。 

這些現象無疑證明了茅臺的品牌價值。但巨大的商業利益,也潛藏着致命誘惑。 

如今淪爲階下囚的茅臺集團原董事長袁仁國,對此應當深有體會。

45年前,19歲的袁仁國高考落榜。機緣巧合下,他來到隔壁鎮的茅臺酒廠當了一名最基礎的制酒工。在茅臺,他一干就是43年,從工人一步步當上了老總,直到2018年被免職。一年後,袁仁國落馬。 

這40多年間,茅臺價值不斷水漲船高。袁仁國被雙開後,據媒體披露,其妻子、兒女、親屬違規經營茅臺酒牟利達數億元,甚至司機、保姆都從中獲利。而他本人,則把茅臺經營權當成了“搞政治攀附、撈政治資本的工具”。 

袁仁國落馬至今,茅臺集團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13名高管被查。

袁仁國曾公開表態:茅臺酒跟腐敗沒有聯繫,茅臺酒從來不是也更不想成爲“腐敗酒”。但私下裏,他卻換上另一副面孔,“酒賣給誰都是賣”,甚至還說“這是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紀委不要管得太寬”。 

不僅是酒,茅臺酒特許專賣店也成了暴利之源,被捧爲“酒中的4S店”。

貴州省原副省長王曉光通過袁仁國爲家人獲得了4家店的經營權,7年獲利4000多萬元。王曉光本人更是非茅臺年份酒不喝。落馬前感到不安的他,每天彎着腰將最貴的年份酒倒入下水道,直到被留置後,房間裏還剩4000多瓶茅臺。妻子感嘆,扔也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完,倒也倒不盡,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十八大以來,在反腐的持續高壓下,茅臺經常伴隨着官員落馬而登上新聞頭條。

軍中老虎谷俊山家裏搜出茅臺酒1000多箱,深圳一國企晚宴豪飲16萬“特殊”茅臺,天津市醫藥集團原董事長張建津礦泉水瓶裝茅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羣一次收了老闆送的茅臺30箱,還說“要趁在位的時候把退休後喝的酒都準備好”……

2019年,貴州對全省黨員幹部違規參與茅臺酒經營及收送茅臺酒問題線索進行大起底,查處有關案件167起。從大老虎到小蒼蠅,茅臺酒頻頻現身,成爲官場腐敗的“硬通貨”,憑什麼? 

喝茅臺有面子。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前,黨政機關曾是茅臺酒銷售的主要關係渠道之一,袁仁國在反腐紀錄片裏說:“是反腐拯救了茅臺,茅臺的公務消費佔比由之前的30%以上降到不足1%。”在過去不良風氣影響下,喝茅臺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藏茅臺有價值。從原來的數百元,一路攀升到數千元,特供酒、紀念酒、定製酒層出不窮,隨着年份的增加,酒的價值也越來越高,茅臺似乎擺脫了消費品的身份,成了理財產品。這麼穩健的表現,讓茅臺在衆多名貴的土特產中脫穎而出。 

送茅臺有位子。喝的不買、買的不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茅臺從公務消費中淡出了,禮單上卻沒有缺席。也正是在禮尚往來中扮演重要角色,讓茅臺成了袁仁國們“靠酒喫酒”的抓手。 

說句實話,在衆多腐敗案件中,那些收受茅臺的官員,有很大一部分品嚐不出茅臺酒的獨特醬香,令他們上癮的是權力的滋味。

酒是用來喝的,不是用來炒的,更不是用來腐的。人們樂於見到茅臺酒的品牌價值得到市場真金白銀的肯定,但其品牌溢價的成分中,必須要剔除腐敗這個成分;官員回家喝二兩茅臺也沒啥奇怪,但必須在自己正常收入購買力的範圍之內。

茅臺酒誕生於赤水河畔,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優良的水質、特殊的微生物羣落,經過數百年沉澱,創造出當今的品牌價值。如果靠腐敗拉昇其價值,無異於殺雞取卵。

2019年,貴州省監委駐茅臺集團監察專員辦公室掛牌成立,權力的籠子進一步紮緊。

酒本無罪,人之過也。無論是貴州茅臺、西藏蟲草、新疆和田玉,還是其他名貴的特產,都要讓商品價值迴歸市場,不再成爲權力的供品,這也是對黨員幹部最大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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