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歷史研習社

作者：顏元亮

原文：《黃河黃土黃種人·水與中國》 2018年2期，文章有所刪減

中國自古是一個水災頻繁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間，全國各地較大的洪水災害有1092次，平均約每兩年一次。

一、大洪水的傳說和早期的水災記載

我國最早的洪水災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紀，相傳那時大水經年不退。《孟子》一書說，堯的時候，“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水逆行，氾濫於中國”。於是出現了鯀竊息壤以湮洪水，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的傳說。最後禹治水成功，把他的帝位傳給了他的兒子啓，從而使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折。

考古研究證實，龍山文化時期的王城崗遺址，其西城被山洪沖毀，城內沖溝以及城牆基槽被洪水沖毀的痕跡十分明顯，東城則被五渡河暴漲的洪水沖毀。地處河南省北部的輝縣孟莊龍山城址， 屬龍山文化末期，也是毀於一場洪水。

哺育古代文明發展起來的河流

商代時，出現了我國有記載的最早的城市水災。商的都城在黃河附近，自成湯以後，商都曾多次搬遷，據說就是爲了躲避黃河洪水。《尚書》還記載說，商的都城耿曾經被河水沖毀，災害的嚴重性可想而知。《國語》《竹書紀年》等古籍中也多次記載有商的官吏爲治水而獻身的事蹟，商代的甲骨文中還有不少祭祀河神，卜問水災的文字，說明商代由於城市的出現，人口增加，水災的破壞性加劇了。

大約自東周以後，《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史書陸續有一些 “大水”的記載，透露出一些早期水災信息。如公元前711年“秋，大水”；公元前687年“秋，大水，無麥苗”，記載了水災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公元前670年和公元前669年，魯國連續大水，舉行大規模擊鼓祭祀儀式，祈求上天保佑。與魯國鄰近的宋國和鄭國也有水災，如公元前683年，“秋，宋大水”；《竹書紀年》記載，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宋大水，丹水壅不流”。關於大水，《春秋穀梁傳》解釋說：“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所以“大水”是非常嚴重的水災。以魯國紀年的《春秋》所記載的水災反映了東周時期魯國以及鄰近一些諸侯國的情況。另外，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發生了有歷史記載以來的第一次大改道；周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水和洛水同時暴發洪水，沖毀周的都城成周（今洛陽）的西南角並危及王宮安全，這些都是研究我國早期水災的寶貴資料。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混戰，以水代兵，人爲的水災也相當頻繁。其中著名的有：公元前656年前後，楚國進攻宋國，“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造成大規模水災；公元前359年，楚國出兵至韓、魏有爭議的地區，引黃河水淹長垣附近的一些城鎮；公元前281年，趙國又決開黃河，攻打魏國；公元前279年，秦國大將白起率軍大舉攻楚，水灌鄢城，鄢城被毀，據記載，死亡達數十萬人；公元前225年，秦國大將王賁攻打魏國，引河、溝水淹灌魏都大梁（今開封），大梁城被淹毀，魏王投降。

二、西漢至南北朝時期的大水災

漢代開始，水災記載明顯增多，災情描述也較具體。兩漢的420多年間，發生較大水災70餘次。其中災情比較嚴重的有：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漢水氾濫，漢中（治今陝西安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大水，淹浸4000餘戶人家，這是最早有定量災情損失記載的水災。公元前180年夏，江水和漢水氾濫，漢中、南郡又發大水，衝沒6000餘戶人家，南陽沔水（今漢江下游）暴漲，一萬餘戶人家受災。公元前161年，關中大雨三十餘日，引起藍田縣山洪暴發，衝沒900餘戶人家，同時漢水暴漲，8000餘戶人家被衝沒，淹斃300餘人。公元前115年夏，大水災，“關東餓死者以千數”；公元前30年，三輔地區連降暴雨30餘日，19個郡國大水災，山洪暴發淹斃4000餘人，損毀各類房屋83000餘所；公元15年，邯鄲以北大雨兼大霧，山水暴發，深達數丈，數千人死於洪水，這些都是相當嚴重的災難。

東漢建都洛陽，洛陽附近大水的記載較多，近20次。洪水多次衝擊城門，其中136年洪水，數千人死亡。106年至109年，連續發生全國性大水災，106年有37個郡國，315縣遭受洪水災害；公元107年，41個郡國受災，“死者以千數”， 江、河、淮、濟四瀆同時漲水，沖毀城市，淹壞莊稼。東漢初全國共分爲105個郡國，這幾年全國幾乎一半地區遭受水災。與其相關的政治事件有：鄧太后專政，陰氣太盛；司空周章等謀廢立太子，事發被誅；小人專制擅權，妒忌賢者，依公結私等，“故湧水爲災”。

兩漢時，黃河決口的次數雖然不多，只有15年決溢記載，但每次決口災情嚴重。公元前138年，黃河於平原郡決口，大規模饑荒造成人相食的悲慘景象。公元前132年，河決濮陽，氾濫16個郡20餘年，根據記載當時受災範圍達一兩千裏。公元前29年和公元前17年，黃河都發生重大決口，受災縣份有30多個，受災4萬餘戶。153年，黃河洪水氾濫數千裏，數十萬戶人家受災。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開始，古人對於水災的認識與陰陽五行以及政治事件相互聯繫。董仲舒認爲，水屬陰，水爲純陰之精，陰陽不調，陰氣盛則導致水災。陰氣盛的表現有多方面，主要有婦女干政等。漢初的大水災，就被認爲是呂后臨朝稱制，國家陰盛陽衰所致。 

魏晉南北朝的370年中，有110多次水災記載，伊水、洛水等地的水災記載仍然十分頻繁。223年，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268年，青、徐、兗、豫4州大水；270年， 河、洛、沁同時並溢，4900餘家遭淹浸，死300餘人；278年，晉司、冀、兗、豫、荊、揚6州20個郡國大水；281年，山東泰山山洪暴發，淹斃6000餘人。東晉建都建康（今南京），都城的水災頻繁。永和七年（351年）至義熙四年（408年） 的57年間，建康有10次水災， 其中9次“濤水入石頭”，平均不到6年，都城被水淹一次。南朝劉宋時期建康也連續於428年、434年、435年遭受水災，京城裏可以行船，損失可想而知。

這一時期，由於國家分裂，戰爭頻繁，作戰時以水代兵，造成許多人爲的水災， 許多城市遭受水攻破壞。最著名的爲梁天監年間，梁主蕭衍進攻北魏的壽陽，在淮河上攔河築浮山堰，堰高達48米，516年8月，浮山堰潰決，水聲如雷，沿淮河兩岸10餘萬人被洪水捲入大海，這是我國古代最嚴重的潰壩水災之一。

魏晉以後，人們進一步提出水災爲水不潤下的說法。水性潤下，這是水的本性，如果失其本性，則水不潤下，水澇成災。簡宗廟，廢祭祀，不敬鬼神，政令違逆，都會導致水失其性。例如223年洛陽水災，史書認爲，這是因爲魏國曹丕即位後，自鄴遷洛，造宮室，不起宗廟，廢祭祀，上天的懲罰。

三、隋唐五代時期的大水災

隋朝重新統一全國，但只有短命的37年，它的滅亡是由於天災加上人禍。開皇十八年（598年），河南八州大水，被認爲是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陰氣重的報應。隋代後期，在帝國的腹地山東、河南一帶發生了幾次特大的水災，加劇了隋朝的崩潰。這幾次大水災有：607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611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民相食，相賣爲奴婢”。最嚴重的是617年，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由於不能及時賑濟，造成“死者日數萬人”的悲慘景象。山東起義軍李密乘機襲取黎陽糧倉，開倉放賑，軍隊得以迅速擴大，第二年隋朝即告滅亡。

唐朝建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維持了強盛的200多年。這一時期，素稱害河的黃河水災記載較少，但兩都所在地關中、河南水災記載明顯較多。其中長安附近嚴重水災就有25次，洛陽附近嚴重水災也達20多次。在京城長安，大水沖毀城牆和城門，甚至進入皇宮，造成很大破壞。如654年，山水暴漲，湧入玄武門，沖壞萬年宮；817年，京城大雨，沖壞房屋2000餘家，甚至含元殿的柱子也倒塌了。對農業的破壞也有不少記載，816年，京畿大水，受災農田達4萬餘頃。東都洛陽及附近的水災更爲嚴重，洛水、谷水等河流的洪水暴發極爲兇猛且相當頻繁，淹沒良田，沖毀房屋，多次發生死亡上千人甚至上萬人的大災難。其中最嚴重的爲720年，谷水、洛水同時暴發洪水，洪水衝入洛陽城，湧入西上陽宮，宮人淹死十之七八，宮中衛兵溺死千餘人，城內興道坊500餘家，一夜之間，全部沒於洪水；最悲慘的是，這年夏天發往抗擊契丹的援卒萬餘人，屯兵於谷水旁，夜間山洪暴發，萬餘士兵全部喪命。又過兩年，伊水溢，毀東都洛陽城東南隅。另外，706年，洛水泛漲等，死亡都在千人以上。

全國性的大水災也屢見不鮮。633年，山東、河南40餘州大水，681年，河南、河北大水，10餘萬家受災；726年、727年，連續發生全國性大水災。另外，792年，40餘州大水，死2萬餘人，834年，滁州的清、洛等三縣山洪暴發，漂溺13000多戶等，都是損失嚴重的災難。唐代有明確記載死亡千人以上的大水災就有近30次，其中不乏死亡在萬人以上的特大災害。

五代時，軍閥割據，戰爭頻繁，水災往往伴隨着嚴重的饑荒。黃河決口增加，平均三年就有一年發生河患。946年，黃河多處決口，自夏六月至冬十月，每月都有決口發生，漂沒秋稼，河南、河北各郡餓死的有數萬人。952年，後周大雨，京師（今開封）水深數尺，“壞牆屋不可勝計”；同年成都大水，漂沒千餘人。

四、宋元時期的大水災

宋代以後，人們摒棄了天人感應的學說，自《宋史》開始，水災不再和政治事件關聯。

北宋建都汴梁（今開封），由於宋的統治中心地處黃河下游，對黃河的災害及治理極爲重視，這一時期，黃河的水災大大超越了前代，河道變遷十分劇烈。在北宋的167年中，黃河有66年決溢記載， 氾濫的範圍包括歷史上黃河成災的大部分地區。一些決溢造成嚴重水災，1019年，河決滑州（今河南濮陽），漫溢州城，32個州縣受災；1077年，河決澶州，氾濫橫流45郡縣，官亭民舍數萬間被毀，30萬頃農田受災。1084年，“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大名（今北京）……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982年，水災遍及今山東、江蘇、湖北、陝西、廣西、福建、河北等廣大地區，黃河多處決口；第二年又發生全國性大水，黃河大決於滑州，東南注入淮河，谷、洛、伊等河流暴漲，京城官署、民房、軍營、寺觀等各種房屋毀壞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長江、漢水、易水、滹沱等河皆溢爲患。

南宋建都臨安，偏安一隅，黃河入於金境，水災記載以南方爲主，山洪災害較爲突出。浙江、福建、江西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水災頻繁，其中不乏嚴重災害。1144年，婺州、信州、衢州、建州大水，浙江蘭溪縣山洪暴發，洪水淹沒城市，死亡達萬餘人；1181年，嚴州大水，漂民居19000餘家，紹興府五縣大水，83000家遭水淹浸；1188年，淮河、長江同時大水，淮河南岸幾百里長地帶幾乎一片汪洋，廬州（今合肥）城牆被沖塌。祁門縣山洪暴發，人畜、房屋、莊稼損失十之六七；第二年，水災又遍及浙西、湖北、福建、淮東、利西諸道。1191年，福建和四川各有十幾個州縣大水，福建福州、建寧等地霖雨成災，四川嘉陵江暴漲，興州3400餘戶遭淹浸，城門被沖毀。1193年，江蘇、安徽、浙江均發生大水，江西9州37縣，同時遭受水災，北方黃河決口。南宋時，南方的海溢水災值得重視。如1166年，溫州大風海溢，造成嚴重災害，溺死2萬餘人；1195年，台州大風雨，山洪海濤併發，造成“死者蔽川，漂沉旬日”的悲慘景象。 

元代地域遼闊，水災幾乎每年都有記載。從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90餘年中，44年有決溢記載；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就在15個州縣有決溢記載，1326年，河決鄭州陽武縣，漂沒民居16500餘家，1366年，黃河北徙，濟寧路肥城等地“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裏”。

五、明清以及近現代的大水災

明代時南方經濟更加發達，因此，明代雖然中原地區水災記載仍然很多，但江南的水災更爲嚴重。

明代各地較突出的水災例子有：1444年，江都縣揚子江遇到罕見的狂風暴雨，居住於沙洲上的數百戶居民被洪水湮沒，死亡1020人；1472年，江蘇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寧波、紹興等地暴雨“……漂毀官民廬舍畜戶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人”；1510年，安慶府、寧國府、太平府（今安徽安慶、宣城、蕪湖一帶）大水，23000餘人死難；1603年，山東歷城縣大雨，“山走石平、水高十丈、渰沒人畜及崩陷土地無算”。1608年，蘇州、松江等地連續暴雨50餘日，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城市鄉村水深數丈，廬室漂沒殆盡，數百里無復煙火”“蓋二百年未有之災”。第二年，福建的建寧等四府大水，“丁口損失殆十萬”。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是一次大水災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災情嚴重。據記載，河南自六月以來“雨水大作”“懷慶等府，宣武等衛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軍衛有司衙門、壇廟、民居房屋共三十一萬四千間有奇，淹死者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馬騾等畜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六十九”，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次大洪水，在沁河流域留下了不少碑記和題刻。據考證，這次沁河洪水至少是近500年來最大的洪水。另外，海河、衛河、漳河、滹沱河等河流同時暴漲，海河流域有20餘縣受災，衡水、冀州、武強等六七個縣被洪水淹沒。山東、東北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災情，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全國各地大規模免徵稅糧。

明代黃河的水災仍然相當嚴重，有決溢記載的年份達112年。1408年，河決大名，“壞廬舍二萬區，死者千餘人”；1437年，開封等地河決三十餘處；1576年，河決豐縣、沛縣等地，致使附近的8個縣“田廬漂溺無算”；1604年，河決豐縣，“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明代黃河最嚴重的一次災難應數1642年的人爲水災，該年李自成與明軍戰於開封，李自成與明軍先後掘開開封城北黃河大堤，致使汛期河水暴漲後，直衝開封城，溺斃將士及人民達“數十萬”，造成空前的大災難。

明代海溢、海嘯的災害也有不少記載。如1461年，松江府崇明、嘉定、崑山、上海海潮沖決，溺死12500餘人；1568年，台州颶風，海潮大漲，天台山諸河流同時暴漲，一起湧入州城，三日溺死3萬餘人，淹沒農田15萬畝，破壞房屋5萬間；1582年，蘇、松六州縣潮溢，溺死2萬人；1618年潮州海溢，12300餘人溺亡等。這些災難死亡都在萬人以上。

到了清代，有關水災的記載更加豐富，不僅正史中有大量資料，地方誌以及其他野史中也有很多具體描述。1668年，海灤河流域，直隸保定等府屬五十州縣衛，邢臺通州等32州縣受災。乾隆以後，永定河決口頻繁，1734年、1735年、1737年連續決口，氾濫北京南面固安、良鄉一帶。1794年，滹沱河、永定河決口，直隸天津20州縣遭受水災。1801年大水，災情最爲嚴重，波及海灤河流域170個州縣，受災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康熙治水圖

清代黃河決溢造成的水災也相當嚴重，平均約三年就有一年發生決口，康熙初年幾乎年年決口，造成嚴重災情的如1781年，河決睢寧儀封，漫口20餘處，河南十幾個縣受災。1761年，黃河支流伊、洛、沁同時暴漲，偃師、鞏義等被淹，沁河下游各縣也都大水灌城，洪水從沁陽北門衝入“淹斃軍民一千三百多人、漂廬舍十五六萬間”。當時的懷慶府城“四面巨浸”“淹沒軍民以萬計”，這次水災河南共有10個州縣被淹，17個州縣大量房屋倒塌，山東12個州縣、安徽4個州縣被淹。

1855年，黃河銅瓦廂決口改道，是一次空前的浩劫，洪水波及河南、山東、直隸3省、10府40餘州縣，受災面積近3萬平方公里，由於沒有堤防約束，洪水氾濫橫流達20多年，泛流寬度達200多里，被洪水沖塌或淹浸的縣城就有六七個，其中，濮州、範縣、齊東等縣城不得不遷城以避水患。長江流域，清代發生過1788年、1860年、1870年等幾次大洪水，每次都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清代，山洪暴發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災例也不少，如1877年廣東連州山洪陡發，淹死萬餘人；1854年江西廣昌大水，廣昌城三面坍塌，“淹斃男婦以萬計”，房屋、財產損失十之八九，1879年，甘肅文縣大水，淹沒10800多人等。

從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40年間，是我國曆史上洪水災害嚴重的又一個時期。如1931年全國性的大水災，1932年松花江特大洪水，1933年黃河大水災，1935年長江大水，1938年，蔣介石爲阻止日軍西進，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造成亙古未有的大災難，1939年海灤河大洪水等，都造成嚴重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