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80/90後，那麼對於“山寨機”這個名詞你一定不會感到陌生。

有人說，山寨機時代是中國智能手機產業的一個黑歷史，然而如果縱觀整個中國手機產業發展史，其實山寨機是這條歷史鏈條中的一部分，相愛相殺無法割捨。

序幕

深圳華強北與山寨手機的故事還要從20世紀末深圳特區成立之初說起。

早在1979~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籌備期間，電子產業便已經成爲深圳來料加工貿易的主要產業，來自香港和內地的電子產業資源源源不斷地向華強北附近靠攏。

到1995年，深圳國際電子城專業市場正式開業。隨後萬商、大百匯、和賽格等相繼開業，華強北逐步成爲中國南方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及批發零售中心。彼時混跡於華強北的外國創業者更是坦言，“在硅谷需要兩個月搞定的400個元器件，在華強北一天便能湊齊”，也正因如此，深圳華強北逐漸被譽爲“中國硅谷”。

1998年，由於深圳的高速發展導致地價大漲，華強北大量電子工廠外遷，自此原本爲工業區的華強北逐漸轉型爲以銷售爲主的電子商業街。而得益於緊鄰香港的地理優勢，深圳與華強北順理成章地成爲了包括手機在內的全國電子產品批發地。那是一個沒有互聯網電商和三大運營商的枯燥時代，也是一個完全屬於華強北的時代。

“由於沒有形成銷售體系，來自全國各地的零售商必須從華強北拿貨”，一位曾經的山寨機從業者回憶道，“從早上9點到凌晨2點，全國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隊打款，等手機出貨。一家手機店甚至需要僱傭幾十個銷售員，三班倒。”

由於市場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彼時的華強北甚至可以控制產品售價。該從業者表示，“由於一款手機一般只有幾家店鋪在售，如果客戶反映拿不到貨，就可以派人去摸清其他家出貨量，便能夠預估整個華強北該手機的現貨數量。貨源一緊張，便可以控制提高價格。”

在山寨機還沒有大批量出現之前，華強北便是中國電子產業的核心，集研發（較弱）、生產、和銷售於一體，這爲以後山寨機的出現提供了完善的手機供應鏈系統。時至今日，以深圳爲核心的手機供應鏈系統依舊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手機制造中心之一，目前中國前四大智能手機制造商華米Ov的總部有三家位於深圳，而唯一總部不在深圳的小米代工廠富士康也在深圳設有工廠。

如同山寨機時代一樣，初期的華強北便沒有什麼核心技術，依賴抄襲和簡單組裝以賺取快錢的商業模式成爲了華強北的核心。這種簡單粗暴的商業模式異常行之有效，但也同時爲山寨產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山寨機的命運註定慘烈。

崛起

如果說華強北初期的野蠻生長爲山寨手機提供了現成的完善供應鏈，那麼聯發科的出現則爲這條鏈條配備了一臺高速傳送帶，令供應鏈無需任何技術加持便能夠高速運轉。

2001年，剛剛成立4年的聯發科憑藉着敏銳的商業嗅覺從光驅芯片領域橫跨至手機芯片領域（成立專門小組）。兩年後（2004年初左右），聯發科突破了諾基亞和摩托羅拉等公司壟斷的芯片技術，推出了集合通話與多媒體功能的集成式手機基帶芯片，而當時手機芯片大多仍採用雙芯片分別控制通話和多媒體的解決方案。

2005年左右， 聯發科正式推出“Turn key solution”模式，即“交鑰匙”方案。 不同於高通等芯片廠商的“毛坯房”方案，聯發科的“交鑰匙”一上來便爲手機廠商提供了“精裝修”的打包方案：除了處理器和基帶芯片，聯發科還整合了WiFi、GPS、FM、和藍牙等功能模塊，甚至連應用也幫廠商做了， 這直接導致當時手機制造門檻的大幅降低。

早期的山寨機並不叫“山寨機”，而被稱爲“黑手機”，最初的深圳山寨手機制造商們由於不好意思印上“深圳”二字，便採用首字母“SZ”標識，而隨着整個山寨產業的龐大，“SZ”便變爲了“山寨”。最初的山寨機市場規模也並不龐大，僅以翻新等渠道尋找廉價方案爲主，直到聯發科交鑰匙方案的出現。

當時的山寨機構造及其簡單，可以簡單劃分爲屏幕、主板、以及外殼三部分。主板一般由上游聯發科和方案提供商掌控，山寨手機制造商只負責手機的外形設計，無需任何技術，這些製造商在產業鏈中被稱爲“手機集成商”。

因此， 彼時的山寨機供應鏈同樣可以劃爲三部分：首先，聯發科是整個供應鏈的最頂層，負責手機芯片的研發；其次，方案提供商對手機軟件和功能進行設計和定義，而依賴於聯發科的交鑰匙方案，整個設計過程異常簡單，然後由於他們擁有軟件設計能力，產業鏈地位僅次於聯發科；最後便是手機集成商們，負責外形設計，無技術無售後。 此外，聯發科到手機集成商之間，還有一批元器件（液晶屏、功率放大器等）供應廠和手機開模廠商。

“當時公司的業務非常簡單，在拿到的主板設計方案之後，只需對手機的外殼進行重新設計，包括尺寸、材質，再選擇合適的手機屏幕，然後交付到模具工廠進行開模，組裝成成品之後，山寨手機廠商便會公佈消息進行大規模招商”，一位山寨手機集成商的員工回憶稱。

簡單來說，憑藉着聯發科交鑰匙方案和深圳華強北此前積累的完善供應鏈，山寨機產業鏈在“一夜之間”便可建立，有報道將其大致鏈條歸結如下：聯發科→手機方案商（主要集中在上海）→手機集成商（深圳華強北）→手機模具商（東莞、深圳）→手機外圍器件供應商（珠三角）→山寨手機經銷商（全國各地）。

憑藉着交鑰匙方案，聯發科一舉晉身爲世界前三IC設計廠商，僅次於德州儀器和高通，而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也被譽爲“山寨之父”。值得一提的是，聯發科的交鑰匙方案也影響至了智能手機時代，2012年中國（大陸）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爲1.8億部，其中1.1億部採用聯發科芯片，市場份額超6成。

從表面上看，聯發科直接導致了山寨機的興起，但從深層次來看，這是芯片技術成熟後技術門檻降低的必然結果，而山寨機的產生更多的是由於當時法律環境的不健全。而除了聯發科因素，價格也是促成山寨機產業鏈的重要因素。

20世紀初，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的第三個十年，彼時中國的經濟尚處於增長初期，GDP尚未擠進全球前五，北京人均工資剛過2000元/月，二環內的一套小一居也只需十幾萬元。

而與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當時昂貴的手機價格，少則上千元，多則四五千元的售價令手機成爲了少數人的“玩物”，一代神機夏新A8的售價高達3800元，是當時普通人三四個月的工資。同時，儘管有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手機用戶數量首超固話，但彼時手機的普及率仍尚不足20%，中國手機市場潛力巨大，這也間接導致了山寨機產業的興起。

巔峯

事實上，山寨機時代初期，產品質量是有所保障的，甚至在設計上比正品手機還具有吸引力，因此彼時的山寨手機備受年輕人追捧。

“我家在修車一條街，旁邊很多汽車修理工‘小孩兒’特別喜歡買山寨機，屏幕大、聲音大，再加上一圈LED跑馬燈，旺季時一天能賣出十幾臺，一臺的利潤有小几百”，一位三線城市曾經的山寨手機小店老闆回憶道。

一般而言，山寨手機主要包含兩種形態，一種是品牌手機高仿機，這類手機直至今日仍然存在；而另一種則是價格低廉、功能齊全的雜牌手機，這類手機是山寨機制造商的發力重點。

與正品手機類似，早期的雜牌山寨手機也有着自己的“創新”功能，比如支持有線反向充電、1萬毫安時（甚至2萬，虛標多一些）大電池超長續航、三卡三待（四卡四待）、升降式攝像頭、各種翻轉式設計、以及各種形狀設計（比如小汽車），這令不到品牌機1/3價格的山寨手機擁有媲美甚至超越正品手機性能，同時也成爲了年輕人的“玩具”。如果仔細對比當下智能手機廠商的創新設計，有一些是可以從山寨機時代找到影子的。

“這些花樣設計背後的缺點也十分明顯，厚重大丑，與現在的智能手機是沒辦法比的，天上地下”，一位山寨機老用戶表示。

誠然，即使手感再怎麼糟糕，也無法阻止山寨機大力擴張的步伐， 那是一個收入水平低、品牌機價格高的年代，價格成爲了山寨手機制勝的法寶，尤其是在三四五線城市、農村等市場，山寨機擁有品牌機無法比擬的功能和價格優勢。

另一方面，隨着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和西門子等手機品牌在中國市場的大熱，高仿山寨機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來，無數經典機型（比如諾基亞N95）的山寨版本令當時的手機市場魚龍混雜，稍不留神便隨時可能買到山寨版本。“相比雜牌機，高仿機可能更‘坑’人”，一位山寨機從業者坦言。

據不完全統計，鼎盛時期，華強北每天生產3~5部手機，按照3部/天的保守數字計算，華強北一年發佈手機款式超過1000部。更有誇張的說法是，只要“友商”推出一款山寨機，其他廠商看一眼，便可以在當晚進行微改，第二天便可以出貨，這直接導致了後期山寨機的質量越來越差。據說，當時手機廠商每天頭疼的是如何設計差異化手機外形和給手機起名。

在山寨機大賣的日子裏，華強北成爲了聖地，無數的淘金者慕名而來，“一鋪難求”的現象比比皆是：“一樓的鋪位價格最高，櫃檯轉賣都需要付轉讓費，大商鋪要100多萬，櫃檯也要十幾萬。”

有媒體2008年的一篇報道顯示，“目前在華強北尋找到一個合適的手機檔口已經非常困難，明通數碼城招商之前就曾出現過僅一天時間就有近5000家商戶前來認租，排隊抽籤的商戶太多了，達到了10選1的程度，光是派去維持秩序的保安人員就有100多人。”

“以前一到下午，各個店面全是人，拿貨的、打包的、發貨的，走都走不動。那會兒是電子行業最好賺錢的時候，信息沒有現在透明，手裏只要有貨就能賣上好價錢”，一位曾經的華強北山寨機店鋪老闆表示，“毫不誇張的說，當時的華強北一跺腳，整個中國、甚至全球手機產業都要抖三抖。”

2008年，可以說是深圳華強北的巔峯時期，由於中國電子市場價格指數的誕生，深圳被稱爲中國電子市場的“風向標”“晴雨表”，而華強北也被授予“中國電子第一街”稱號。

憑藉着山寨機業務，Gfive（基伍）2010年全球銷量大增。Gartner市場調研數據顯示，Gfive 2020年第一季度出貨量爲430萬部，全球排名第九，第二季度出貨量520萬部，全球排名第十，預計2010年總銷量在2500萬部左右（最終數字未披露）左右，同比增長178%。

iSuppli一份預估數據顯示，2009年巔峯時期中國灰色（山寨）手機市場出貨量達1.45億部，同比增長43.6%（08年1.01億部），約爲2005年出貨量的4倍，相當於全球合法手機出貨量的13%，而與之形成鮮明對對比的是該年全球合法手機市場出貨量下降8%。頂峯時期，山寨機甚至賣到了當時手機界老大諾基亞的芬蘭老家。

在山寨手機興起的同時，深圳華強北的強大供應鏈系統也同樣“掌控”着當時品牌手機的全球市場，市場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品牌手機總出貨量約爲14.3億部，其中約1/4來自深圳， 這也爲當下中國龐大的手機供應鏈系統埋下了伏筆。

iSuppli中國研究部門主任Kevin Wang曾坦言，“因爲中國山寨市場不合法，所以很難擴大規模。但是因爲現在的規模很大，對全球供應鏈來說會造成競爭和擴大對供應的影響。”

落幕

小米CEO雷軍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小米對於智能手機產業貢獻之一便是幫助消滅了山寨機”， 然而要說山寨機消亡的開端還要從深圳市的“雙打”行動說起。

2010年末，深圳開啓了爲期6個月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製售假冒僞劣商品”專項行動。隨後，廣東省提出“三打兩建”政策，即打擊欺行霸市、打擊製假售假、打擊商業賄賂、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和建設市場監管體系爲內涵的專項行動，最終導致華強北山寨機市場大洗牌，3600餘商戶退出市場，有實力的山寨手機制造商則開啓轉型之路。

與政策打壓一同進行的，則是3G/4G時代以小米爲代表的中國智能手機產業的崛起。2011年，小米第一代手機正式發佈，1999元的售價將智能手機價格壓了下來，促進了3G時代智能手機的普及，進一步導致了以功能機爲主的山寨機走向覆滅：“除了智能手機，其他全都賣不出去”，這是當時華強北很多櫃檯掌櫃的內心獨白。

另一方面，彼時的運營商價格補貼直接導致了以“中華酷聯”爲主中低端手機價格比山寨手機還要低，令素以價格戰取勝的山寨手機市場繼續被壓縮。而隨着山寨手機市場的持續下滑，價格戰成爲了壓倒山寨手機廠商的最後一棵稻草，“大家爲了拿訂單便展開價格戰，結果把自己玩死了”，一位山寨機制造商回憶稱，“正所謂成也價格戰，敗也價格戰。”

此外，電商的崛起也令華強北電子產業價格逐漸透明化，令山寨手機廠商再無利可圖，“信息不對稱，是最好賺錢的，現在沒了”，這位山寨機制造商補充道。

隨着中國智能手機產業的崛起，山寨手機產業鏈開啓品牌化轉型，並全面轉向海外市場。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莫過於如今風靡非洲的傳音、以及致力於歐洲、北美、南美、和中東市場的大象（Elephone）手機。

傳音控股2019年年報顯示，其全年手機出貨量爲1.37億部，全球佔比8.1%，排名第四，其中非洲市場佔有率52.5%，排名第一。同時，傳音智能手機出貨量全球佔比爲3.1%，排名第七，同比上升兩位。

而大象手機則依舊採用模仿三星、華爲、和小米等手機品牌的策略，但會在模仿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變，比如Elephone S8將三星Galaxy S8後置指紋解鎖方式搬到了前面。大象手機低售價、高顏值的外觀設計得到了國外用戶的青睞，儘管其目前不及傳音一樣龐大，但是其在海外市場也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山寨機時代對中國製造形象的破壞至今仍然值得反思，但客觀上，它也爲當下中國智能手機產業的崛起奠定了一些基礎。

（圖片均來自互聯網）

參考文獻：

1、繁榮背後的陰影 深圳山寨手機從業者回憶錄：https://digi.tech.qq.com/a/20110629/001101.htm

2、誰殺死了華強北：https://www.sohu.com/a/151177837_355115

3、沒人在乎華強北的明天：https://new.qq.com/omn/20191125/20191125A0IXR200.html?pgv_ref=aio2015

4、聯發科——“山寨”產業鏈的教父：http://blog.vsharing.com/baiwanganzhuanlang/A1725222.html

5、2006-2013年中國山寨手機市場規模及預測：https://www.iimedia.cn/c400/16133.html

6、華強北陣痛求變：曾是最大山寨機產地：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JJce5

7、山寨手機經歷陣痛：http://news.sohu.com/20120601/n34460807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