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志熙，1960年出生於浙江樂清。現爲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詩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著有《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漢魏樂府藝術研究》《中國詩歌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等專著10餘種，發表學術論文160餘篇，曾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一等獎三次，教育部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現任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劉禹錫研究會副會長。專業研究之外，從事詩詞創作，以詠吟情性爲宗旨，力求意新語工，自然警策，主張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對於如何提高當代詩詞創作藝術水平的一些看法

錢志熙

舊體詩詞寫作在二十世紀後半期重新興起，並且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呈繼續發展之勢，這可以說是出於許多文學史界與文學批評界意料之外的當代文學中最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值得好好地研究。

 我本人在詩詞寫作方面，只能算一個業餘的愛好者。中國古代的詩詞都是業餘的，差不多沒有人是以詩歌創作爲正式職業（宋、明江湖一派的斗方名士也許算個例外，但是他們以文字謀生也沒有誰發給他們執照）。但我說自己是業餘的，不是這個意思，中國古代雖然在身份上也算業餘，但水平上則完全是專業的。他們中很多人從小到老，費一生的精力在詩詞上，相反他們從沒有在他們大多數人的本職工作即爲官行政上花過這麼多的精力。詩詞創作，跟任何的藝術活動、技術活動一樣，要高水平，必須得純熟，要純熟必須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古人一生而爲之的事情，我們想三五年就出成就、十來年就想成大家，甚至夢想成那種超過了古人的大家，這如何可能呢？何況，達到了純熟，離真正的藝術創造還很遠，算得上是個詩人、是個藝術家，都是純熟的，唐宋元明清的詩人，沒有誰是不純熟的，但好多人在這之後就上不去了。所以純熟是最基本的要求，行家裏手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要純熟，非得專業化不可。但是我們現在連達到這水平的詩家恐怕都是寥寥可數的。我說自己是業餘，就是這個意思，不是古人所說的業餘。既然是業餘的，連純熟、行家裏手都未達到，又怎麼可能爲如何提高當代詩詞創作的藝術水平提供建議呢。我想還是可以，一是因爲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這時也會瞻望前路，看到一些未曾上去過的路線來；二是我是研究古代詩歌史的，這幾年因自己寫作的關係，自覺不自覺從這些角度，即一個詩人是怎樣發展他的藝術，詩詞創作藝術本質上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精神活動來考慮。沈曾植說的他詩學深、詩功淺，“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石遺室文集》卷九《沈乙庵詩敘》）他的詩學、詩功又幾個人能及，他那樣說只是比較而言。就比較而言，我也可以引他的這句話來自況。我之所以敢給當今詩壇提些建議，主要靠的不是我的詩功，而是我的詩學。所以我的第一建議，是希望詩詞創作者將詩詞寫作真正當做專業來搞，先出現一大批達到純熟水平的行家裏手。不要指靠一點才份、靠一些大膽革新的勇氣、大膽寫事物、大量用新詞彙，就能創造出什麼新風格、新意境。還是多研究研究詩詞創作的藝術規律，先獲得一些規範爲好。

當代的詩詞創作，雖然從人數與發表的量來說，也可以說是繁榮，但總的水平還是比較低的。周篤文先生在《當代中華詩詞集·序》中說：“應當承認目前詩詞創作雖然活躍，但詩詞水平仍然不很高，精品不多，構思平庸，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相當普遍。” 這是他通過選這部大型詩詞集後得出的結論，我認爲是實事求是的看法。精品不多，主要的原因，我認爲還是應該從詩學與詩功兩方面去尋找。詩學是一個很複雜的、多方面因素構成的一個體系，我這幾年研究黃山谷的詩學體系，得出一個基本的看法，將詩學概括爲一個實踐中的鑑賞力體系，這問題比較複雜，在這裏不準備談。就以沈曾植那個樸素的說法，“詩學深，謂閱詩多”來理解詩學，我們發現，現在的詩詞創作者，在這方面是普遍缺乏的，這就無怪乎創作水平提不上去。許多人將詩詞寫作簡單地理解爲用一種傳統的藝術形式表達思想感情，也就是說在不少人的眼裏，詩詞只是一個工具，所謂舊瓶裝新酒，就是典型地反映這樣一種思想，可是到目前爲止，似乎已被當作一條真理來用。這反映了我們文學觀念裏的一些問題，不僅僅是詩詞界的問題，我們一直將所謂內容與形式截然分開。其實詩詞不僅是一種傳統的、可資利用的一種形式，同時更是一個藝術的傳統。正確發展方向，應該是將這個藝術傳統與我們的表現思想感情、反映現實結合起來。所以，關鍵的是要先深入這個傳統。樸素地說，就是要“閱詩多”。要說現在寫詩詞的人，一點唐宋詩詞都不接觸那是不公允的。說實在，之所以我們能寫得象一點樣，還多虧讀了一點古人的作品。但一是量不夠，二是方法不對。現在詩詞刊物很多，出版的個人或同人的詩詞集也不少，這是好的現象，但是同時也帶來這樣一個問題，當代詩詞寫作者好像已經有了自己的學習對象，許多人都是從當代詩詞來學習詩詞創作。我覺得這個路頭是不太對的，當代詩詞當然有可資借鑑的價值，但整體上還沒有形成經典的價值。作爲交流，參考是可以，但如果放棄博大精深的詩詞傳統，只是從當代到當代，詩詞藝術肯定不能提高。當代詩詞家們，在指點後學時，應該指點他們去學習古人，而不應該讓他們只侷限在學習當代。黃庭堅是一個大詩人，可是他在指點後學時，反覆說的話就是要他們學習古人，從沒有說要他們學他自己。我們現在取得這一點成就是怎麼回事，要跟後學說這個，並且儘量突破個人的侷限，指出向上一路。可惜學習古人這句話，現在還是一句犯忌的話，一說似乎就成了復古派。這就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詩詞界表面上看是偏處於正宗的文壇、學術界之外，但事實上，當代詩詞創作深深地被框在某些現當代流行的、權威的文學思想裏面，詩詞界的人自己都不覺得。這又是詩詞界的一大缺陷，就是文學思想膚淺，沒有自己的理論。所以說詩學，不僅要閱詩多，而且對古代的詩歌思想與理論、批評，也應該有所學習，至少是多接觸古代的詩詞創作理論。

從詩功的方面來看，當代詩詞發展的時間並不長。除了一些名家、老宿外，老、中、青三代的詩詞寫作者，絕大多數人是在新時期開始學習寫詩詞的。而我們前面說過，古人都是窮畢生精力來寫詩的。光這一點，就很難跟古人相比。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寄希望於青少年的一輩詩詞愛好者。現在來看，無論是大學裏還是社會上，青少年愛好詩詞寫作的人數開始越來越多，其中有些人表現出很好的苗頭。這批人如果繼續寫下去，保守一點說，將來的成就，達到現代一些詩詞名家的成就是沒問題的。樂觀一點說，也有可能恢復到五四前近代詩詞的盛況。如果是那樣的話，才真正可以說是傳統詩詞的復興。它在文學史上能佔一席之地，也是無疑的。但當代文化與社會環境的變化很快，到底會不會爲傳統詩詞創作提供這麼好的機運，這是誰都說不好的。所以，關於詩詞的前途問題，還是暫時不多管它爲好。

如何提高當代詩詞的創作水平，我想應該從兩方面來尋求，一是創作上的提高，二是理論與批評上的提高。從創作上看，當代詩詞中，吟詠情性的少，應酬與寫時事的多。《毛詩大序》說：“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這兩者都是重要的，不可偏廢。寫時事，即是“言天下之事，開四方之風”，吟詠情性，即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即以小我表現大我。兩者殊途同歸，都歸到真實的感情抒發與思想表達。所以寫時事，也要從性情出發，要有表現之美，而不應該只做到簡單的再現和抽象的表達。在這裏面，一定要研究詩詞藝術的表現方法，比如詩詞應該是賦比興結合的，但現在的許多詩詞家，都不知用比興之法。賦當然也是重要的表現方法，也有技巧功力的問題。但比興作爲一種更高的藝術表現法，更不易掌握。這一點我們從古人那裏也可以發現，大凡一個詩人的早期寫作，總是以直露之賦爲主，比興較少，即有所使用也不太成熟。到了成熟的階段，才能夠成功地使用比興、用典等較高的藝術手段。黃庭堅也是到了中年，才提出“興寄高遠”的美學理想。現在的詩詞界，能用比興的很少，用得好的更少，用典也是一樣。這兩樣傳統詩詞的重要表現手段，必須大膽地使用，深入地研究。必要的話，還應該從詩經楚辭、漢魏晉南北朝古詩那裏學習，掌握中國古代詩歌賦比興結合、表現與再現結合的藝術本質。二是要研究詩詞藝術的語言法則，要學習古人的詩法與句法，熟悉詩的語言特性。而目前的絕大多數詩詞，在語言上還處於散文化的低級階段。雖然將他納入到整齊的、合格律的詩的形式中，但本質上還是散文的語言，並且是技巧不高的散文語言，嚴格地說，算不得是詩句。如何纔算是詩句，當然也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而且寫了散文式的詩，也未必不感覺自己寫的是詩句。如果覺得不是詩句，他也不會這樣寫了。所以關鍵還是在寫作的同時，深入地研究古人的作品，所謂詩法句法，並非抽象可指的東西，而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成功的作品中。教詩者有時可以隨機有所指點，但那也是經驗式，並且看學者能否很好地領悟。

要提高當代詩詞創作的藝術水平，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設也是很重要的。五四時期新詩的發展，是理論開了端。當代詩詞是在傳統詩詞衰落後重新興盛的，是在一個與傳統有很大不同的文化與文學的環境中產生的，所以它本身有許多理論上的問題要解決，要加強理論方面的建設。至於批評，更顯得迫切。由於傳統的失墜，當代詩詞創作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藝術上的失範。什麼是詩，什麼不是詩，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但是在古近代乃至現代的詩詞界，是有一個基本的規範的，也可以說有一個最低的鑑別標準，作的人，讀的人，編的人，都能掌握這個標準，雖不能明言詔示，但心照不宣。夠不上這個基本標準的東西，不但不可拿出來發表，甚至對於一個行家來說，連寫都不會寫出來的。現在則大不然，在詩詞刊物，到處都可以找到連詩的最低標準都夠不上的“詩”，更有甚者，有些詩集，尤其是一些名人的、有權、有錢人的詩集，整個集子中都充斥着這種連最起碼標準都夠不上的所謂“詩詞”。這種現象也存在於一些當代詩詞的選本中。照理說，選本中的作品，是不應該有夠不上詩的最低標準的問題。可事實上不是這樣。當代詩詞中這種失範的情況，正是詩詞傳統長久衰落的結果。所以迫切需要一些批評與鑑別，需要一批眼高手也高的選家。這裏還有一個具體的操作的問題。我覺得，當代一些詩詞選本，存在重交情、重經濟效益的情況，選家要有公心，要真正爲讀者選出好詩來。選家的態度要嚴肅，不能拿文章司命當做兒戲之事來做。另外，我覺得當代詩詞和刊物、選本，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思想。按人頭多少，每人平均分配。大家想，《唐詩三百首》的編者如果搞平均的話，這個本子還會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價值嗎？唐詩都不能這樣選，當代詩詞如何能這樣選。詩家的水平本來就相差很大，有些人一百首詩恐怕只有一首好詩，甚至一首都沒有，有些人一百詩都是高水平的，前者怎麼能跟後者平均呢？好的作品出不來，成就大的詩人影響上不去，詩壇就會失範。選家如果通過實事求是，堅持高標準的選本，真正選當代詩壇的第一流作品，推出當代詩詞界真正有實力的作者，對提高整體的鑑賞水平，形成良好的創作規範與批評是很重要的。宋人陸游有論詩之句雲：“千古詩亡在不刪”，這句詩極有見識。當代詩詞，如果選詩的工作做不好，形不成良好的批評風氣，創作上要提高是很困難的。

總之，“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詩是人作的，人讀的，但要求人間出好詩，是一種天意。好詩是全民族的福音，甚至是全人類的瑰寶。所以這個事業不能等閒看之。我們享受着古代詩人恩賜的無盡的福祉。我們這個時代，又能不能爲後世提供好詩呢？無論新體還是舊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