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榮是大明的五朝元老，首輔大臣。當年朱棣決定遷都北京時，楊榮便是堅定的支持者之一。他贊成遷都的論據，是“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握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於燕薊。……薊燕左環蒼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爲天下都會。”

在近千年的時間裏，元明清三朝的統治者之所以敢身當瓶口，在北京建都，明朝皇帝甚至“天子守國門”，他們所看重的，就是北京“關塞險固”。三面環山，坐北朝南，周圍險要的地勢，能夠令這座皇城固若金湯。

明朝末年，因漢族政權自毀長城，北方少數民族得以趁虛而入。在冷兵器時代，北京佔據地利，易守難攻，因此滿洲人入主華夏後，仍沿用明朝舊都北京，建立了清朝。

兩百年來，清政府得以牢牢控制住廣袤的華夏大地，證明了以北京爲根基立國的正確性。但是，大清這個朝代，比較宅，搞閉關鎖國，喜歡關起門來自己玩自己的，不愛跟鄰居打交道，也不在意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

等到清朝錯過了大航海時代，錯過了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還滿心以爲“薊燕左環蒼海”，外人難於接近的時候，鄰居突然前來敲門，大家一下子都傻了眼。

這時清政府才驚詫地發現，外國人已經可以直接從海上，把蒸汽輪船開到自己家門口了。

北京東面臨海，本來是守衛京師的一道重要天險，但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反而變成了一道軟肋。列強只要把軍艦開到天津大沽口外架個炮，就相當於直接拿槍抵住了大清的腦門。

在新的戰略形勢下，北京是否適宜繼續作爲大清的國都，成爲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晚清時期，受命前來中國擔任“洋槍隊”隊長，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英國人戈登，曾就中國的國都問題向清政府提出過建議。

當然，作爲一名外人，戈登沒有直接建議大清遷都，而是委婉地提出，“中國一日以北京爲建都之地，則一日不可與外國開釁，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於長驅直入，無能阻擋，此爲孤注險着。”

其言下之意，如果清朝非要以北京爲首都，那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就做好當縮頭烏龜的準備吧。

戈登的這條建議，倒也不是什麼先見之明。他親眼見過也親身參與過，之前清朝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鎩羽，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另外，經常還有人說晚清時期的大清內戰無敵，外戰不堪一擊，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京城離出海口太近，對外作戰戰略縱深不足的緣故。

除了戈登之外，當時國內的一些官員也提出了遷都的想法，但都沒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夠重視。

究其原因，在咸豐駕崩後，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叛亂都很快被平息，且在兩宮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的勠力同心之下，清朝還開啓了一段“同光中興”的黃金時代。

在這三十年間，舉國上下相對穩定，李鴻章等人的洋務運動搞得風生水起，朝野臣民對大清的未來充滿希望，覺得北洋水師可以守好門戶，因而失去了動亂時期那種遷都的緊迫感。

然而，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大清在甲午戰爭中折戟，再次驚醒了國人的美夢。在這場戰爭中，北京離海口過近，又一次成爲了清朝對日進行持久作戰的掣肘，而且還被日本人拿到談判桌上，當成了要挾大清的籌碼。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雙方在日本馬關的議和談判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便公然威脅李鴻章和李經方，“若不幸此次談判破裂，則我一聲令下，將有六七十艘運輸船，搭乘增援之大軍，舳艫相接，陸續開往戰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進一步言之，談判一旦破裂，中國的大臣離開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門，恐亦不能保證。”

因爲這把懸在頭上的利劍，清政府不敢不答應日本提出的一切要求。臺灣、澎湖、遼東被盡數割讓，後來李鴻章遭遇日本浪人刺殺，捱了一槍，也只爲大清省下了一億兩白銀的賠款，地還是得照割。

當時國人的心態是，西洋人的槍炮厲害，打不過我們認栽。但無論輸給誰，也不能輸給這個當了中國數千年小弟的日本。因此，當《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回國內，一時全國上下羣情鼎沸，遷都再戰之聲不絕於耳。

在這些提議遷都的聲音中，其中之一便是出自廣東的一位舉人——康有爲。這位曾對近代中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就在這時通過一份上皇帝書，正式地登上晚清的歷史舞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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