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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霍姆斯法官名言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编辑：伊路芳菲

有较多的法律人，很是推崇美国著名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所说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尤其是一些年龄较大，或者经历较丰的法律人，更是喜欢这句话。或许，这里边存在一个“立场决定偏好”的因素在其中吧。

那么，学习法律以及从事法律工作，是不是经验越多、越丰富，就越好、越有价值呢？经验越多、越丰富，自然是件好事。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多个维度。一个法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其在从业经历及经验积累方面的优势，也可能成为阻碍其能力增长及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

这有点像学开车，驾驶能力及水平的提高，在学习中的某个阶段，或许会迅速进步。但过了这个阶段，就会变得进步缓慢。经由较长时间的学习后，或许能找到车感，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可以做到"人车一体"。然而，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其驾驶水平就再难提高了；因为，他不再倾情于驾车这件事情了，不再投入和关注，停止进步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在此前形成的一些错误动作，也会变成习惯，并且将终身难以被发现和纠正。

学习法律及从事法律工作，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及规律。一个法律人，其对最初遇到的案件，一定会认真对待，或像初恋一样倾情投入，或者会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小心与谨慎。然而，学习及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长了，其必然会形成一些方法、模板和套路，遇到案件自然套用之，这叫自动化或下意识思维。如此，其对法律及案件，不再如初恋、如薄冰、如深渊那样视之处之。

并且，学法律不同于学车。虽然两者同样是技术活，但是两种技术活的性质完全不同。驶车是动作性技术活，其中需要的理性思维及逻辑判断并不多；而法律实务工作的核心，则重在理性思维及逻辑判方面。一个人在学习法律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方面，取得一定经验以后，其最容易陷入的思维模式，就是放弃理性思维，而依直觉判断，按经验办事，跟着感觉走，自感游刃有余，如疱丁解牛般自信。

从人类的认知发展历程看，理性思维并非人的自然和固有属性；理性思维，是人类在对环境与自我进行探索和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模式及方法论。非理性思维，相对于理性思维来说，才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及本能属性。

非理性思维，一般不需用动用脑力，人们躺在思维的舒适区，不用烧脑费力，便可得出那些自己认为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认识判断结论；并且，这些认识及判断，往往是以公平正义、良知道德等不可抗拒的名义及面目出现。这就是非理性思维的实质，它只是人们心中的某些执念而已。

其实，学习法律，就是要让一个人像法律人那样去思考。可见，学习法律，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造自己的固有思维即非理性思维，最终形成法律人的理性思维。然而，对任何人来说，非理性思维都是其原生思维，因而只要其稍不注意，就会重返非理性思维。尤其是那些学习和从事法律有一定经历和经验的人，其在经历与经验方面优势，会使他们放松对自己滑向非理性思维的警惕，从而导致他们不断跌入非理性思维的陷阱中去。

由于受一些文化作品，尤其是一些励志话语的影响，人们对非理性思维的认识存在较大的认知误区：首先，认为非理性思维是人的直觉判断、本真思维，是一种被人们忽略和极具价值的有效思维；同时，倡导人们思考问题以及处理事情，都要遵循本真之心和直觉判断。

这种对非理性思维的认知，存在较大的片面性。虽然，人类社会的认知发展，是从非理性思维到理性思维；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其认知的发展，并不一定是从非理思维到理性思维。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原始认知并非是天生的，而是由后天人文环境所决定的，即人的思维模式是理性思维还是非理性思维，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所决定的。

比如，一个人如果是在阴阳五行、玄学巫术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长大，同时他又不注重自身思想的改造与重建，则其思维的底色必然是非理性成份占主导地位。因而，我们平常所说的或者所认为的“本真思维”，其实是由他人、环境及文化所给定的“灌输思维”。

同时，思维是否理性也与受教育的程度亦无直接关系，文化教育带来的结果不一定是理性思维。那些文化教育所形成的理念，如果是一些错误的执念，则属于非理性思维的范围。如此，文化教育与理性思维之间，有时甚至是反比例关系。那些不合理、不恰当的文化教育，正是非理性思维的源泉。

比如，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经说过：“精英就是偏执狂。”他在一次演讲中，介绍了关于其在美国生活时，一次准备去法院担任陪审团成员，但是因其学历过高（诺顿商学院博士、纽约大学教授），而被法院拒绝的故事。关于文化与法律的关系，有人曾经更夸张地说过：一个人正因为他是文盲，所以才不是法盲。

再比如，在我们的高中教育中，老师对学生们进行传授和训练的，是各种解题的方法与技巧。虽然这些确实也是关于思维的游戏，但是这些东西培养的只是学生的解题能力，就像电脑游戏中的通关能力一样。这样的训练，对培养人的理性思维和逻辑能力并无多大帮助，反而浪费了学生的美好时光和青春。

前不久，读到原最高法院高级法官蒋惠岭，在北大国际法学院2020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词文章，题为《人生的四个锦囊》。其送给毕业生们四个锦囊：一是度过一个平凡的人生；二是为社会做出或多或少的贡献；三是共守宝贵的人文精神；四是竭力远离“乌合之众”。

这里，依我的理解，其中第四个锦囊“远离乌合之众”中的“乌合之众”，并非是指具体的某一群人，而是指一个人在群体中，很容易接受群体多数人的行为和话语的暗示及影响，从而形成非理性思维，并以此非理性思维去参与群体行为和影响他人。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处在各种人群中，任何人都无法离开其身边的任何人群。因而，一个人想要不受群体非理性思维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如此，才更需要识别和排除这种受群体的影响而产生的非理性思维。可见，乌合之众，并不是某一群人，而是整个社会因从众心理而形成的非理性思维状态，或者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在西方文化中，有“蒙眼司法”的传说。在中国古代，也有“听讼断狱”的讲法；在这里，我们同样是“听狱”，而非“看狱”。对此，有人认为，不管是“蒙眼司法”，还是“听讼断狱”，都是要求人们用“本真之心”去裁断。

然而，这种认识与想法又错了。“蒙眼听讼”，并非是要求人们用“本真之心”去裁判案件；相反，正是为了阻断人们的“本真之心”或“偏执之心”对裁判的干扰和影响。用现代司法理念及话语来讲，就是要求法律人运用裁判规则进行裁断，避免受个人非理性思维的干扰和影响。

因此，关于逻辑与经验的关系，如果这里的经验，是运用理性思维的经验，那么这样的经验自然可取；如果这里的经验 ，是由非理性思维引导的偏执，那么这样的经验必然有害。

可见，当一个法律人面对法律和案件时，如果不能再如初恋、如薄冰、如深渊那样视之和处之，则需要引起格外警惕，或许他已经离开法律人的理性思维，而进入非理性思维舒适区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