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對人物進行評價，講究蓋棺論定四個字。一個人不管生前如何榮耀，但死後人們對其的評價，纔是決定他到底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的標準。而“諡號”這一發明，就是用於高度概括一個人一生功過的評價，因此歷來被帝王將相、王公大臣們所重視。

對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諡法。而諡號中選用不同的文字，又代表了不同的意義。對古時候的文臣而言，絕大多數人一生夢寐以求的目標，就是得到“文正”這個諡號。

正如北宋司馬光所說：“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得諡“文正”之人，代表着已經做到了文臣中的極致。自宋朝以來，死後被諡“文正”的人極少。宋朝有9人，元朝有5人，明朝只有4人，而清朝則有8人。

清朝得諡“文正”的大臣中，最富盛名的莫過於清末團練湘軍，擊潰太平天國，挽救了大清王朝的中興名臣曾國藩。

曾國藩對清朝的功勞，簡直可以用再造之功來形容。甚至可以說，沒有曾國藩，清朝可能會早滅亡50年。如此大的功績，所以曾國藩死後，才配得上諡“文正”這兩個字。同樣功勳卓著的左宗棠，死後只諡“文襄”；李鴻章得的諡號則是“文忠”。多少晚清名臣，都配不上得一個“文正”的諡號。

因此，文臣要得到“文正”這個諡號，可以說是非常困難。除了要有能力以外，還得有很好的機遇纔行。

不過，文臣能立下如曾國藩這樣的大功勞，恐怕整個清朝也找不出第二個。但清朝近三百年國祚，卻出了8個“文正公”，是因爲有一條相對容易的“捷徑”，只要從事一項職業，就有很大機會受諡“文正”。

這項職業，就是給皇帝當老師。

教皇帝或者未來將成爲皇帝的皇子讀書，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首先自己的知識水平要過硬，還有一點點運氣的因素在裏面。清朝皇室歷來尊師重教，只要當上帝師，一生都會受到皇帝特殊的照顧。

清朝帝師死後被賜“文正”諡號，是由嘉慶皇帝起的頭。嘉慶尚爲皇子時，曾一度受和珅暗地打壓，全靠老師朱珪百般保護。嘉慶登基後，對自己這個老師非常感激。朱珪死後，嘉慶特下諭旨：“珪自爲師傅，凡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時趨者不出諸口，啓沃至多。揆諸諡法，足當‘正’字而無愧，特諡文正。”

本來嘉慶給老師諡號“文正”，特地說明是“特諡”，只是一個特例而已。因此到道光一朝，道光並沒有沿用嘉慶的做法，道光朝的“文正”是軍機大臣曹振鏞，而不是道光的師傅。但到咸豐之後，又再次啓用了給老師諡“文正”的做法。

咸豐的經歷和嘉慶比較像，他們能夠順利繼承皇位，老師的教導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咸豐幼年喪母，都老師杜受田有更加深厚的感情，因此杜受田病歿之後，咸豐也下詔書：“杜受田品端學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特簡爲朕師傅。憶在書齋，凡所陳說，悉本唐、虞、三代聖聖相傳之旨，實能發明蘊奧，體用兼賅。朕即位後，周諮時政利弊，民生疾苦，盡心獻替，啓沃良多！援嘉慶朝大學士朱珪故事，特諡文正。”

前面說到，嘉慶給朱珪諡“文正”，本來是一個特例。就咸豐的老師杜受田而言，論其功績，給不給“文正”諡號，都在兩可之間。但是，咸豐最終還是又搞了個特例，賜封杜受田“文正”。這樣一來，在某種程度上便成了一個慣例了。

因此，在咸豐之後，只要給皇帝當過老師，就有很大機會得到“文正”的諡號。比如同治的老師李鴻藻，作爲清流黨魁首，並不算有過什麼大貢獻，但因帝師的身份，得諡“文正”。而光緒的老師孫家鼐，在一衆中興名臣中也是相對平庸，不過也因爲運氣好當了皇帝老師，身後得到了這一人人稱羨的美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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