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思達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關羽發動北攻襄陽之役。從整個態勢來看，這是季漢上層經過充分溝通過再部署的軍事行動。關羽發動戰役之前，劉備特地任命他爲前將軍，並授予“非人臣常器”待遇“假節鉞”，同時派遣孟達、劉封進攻西城、上庸和房陵東三郡，其戰略意圖異常明確，就是控制襄陽和東三郡，使得荊益兩州戰略通道更爲順暢。但就在關羽圍攻襄陽不克之際，十一月，東吳從背後發動襲擊，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奪取了荊州，關羽大軍迅速瓦解，劉備“跨有荊益”的戰略目標也就此破滅。

從戰爭形勢來看，此戰失利最主要原因是劉備在戰略上出現的重大失誤，既沒有在擴張己方勢力和維護聯盟之間取得恰當平衡，又模糊了荊州軍的戰略重點。在南三郡紛爭之後，關羽的荊州軍實際同時負擔了北拒曹操、東防孫權的任務。北伐襄陽戰事開始後，關羽屯兵于堅城之下久攻不克，暴露出荊州部隊力量根本不足以同時應付兩個戰略任務的態勢。但劉備一方面授關羽節鉞以鼓勵其進取襄陽，另一方面卻沒有及時增強兵力，讓關羽有足夠實力同時應付兩個目標，使他最終進退失據而敗亡。可能是由於劉備在此事上犯下戰略錯誤太過於低級，使得後世議論紛紛，甚至出現了劉備是借刀殺關羽類似不值得認真對待的奇談怪論。

《白帝城託孤》，現代，戴敦邦，國畫

在丟失荊州近一年之後，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蜀中傳言漢獻帝爲曹丕害死，劉備因而登基稱帝，隨即發動討賊之戰——只是他的目標並非曹魏，而是孫吳。在發動復仇之戰前先行登基，在後人眼中無疑是劉備一大失誤：倘若劉備在曹丕篡漢之初就以漢中王身份大舉北伐，或者是在荊州丟失之後就以責問背盟之罪東征孫權，或許在道義上會比稱帝后再出兵更具有說服力。但在劉備自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丟失荊州的巨大打擊，迫使他必須在政治上做出重大舉動以振奮人心、凝聚士氣；另一方面，他登基稱帝更是季漢集團的根本意識形態發展之必然。曹丕篡漢，中原士人爲此已營造出了大漢運數已終的理論和輿論，如果劉備不以行動證明炎劉正統還在巴蜀延續，那麼季漢賴以生存的意義就會被消解，整個集團就會在政治上直接完蛋。

然而，劉備的苦衷未必能爲外人所理解，由於漢獻帝此時活得好好的，甚至比劉備、曹丕都活得更久，就使得季漢以外對他稱帝的說辭都不屑一顧，減弱了他出兵的政治意義，甚至出現了他是爲一己之私怒而興兵的不利輿論。之後猇亭之戰的慘敗，更使此時的他以負面形象定格在了後世的記憶中，成了他生涯中的一大污點。

伐吳的失敗，給予了劉備極其重大的精神打擊，他感嘆：“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哉！”然而，和他事業遭受的沉重打擊比起來，這都算不了什麼：在猇亭之戰中，季漢喪失了大批精兵良將，馮習、張南、傅肜、程畿、馬良、王甫等人戰死；黃權、龐林降魏；杜路、劉寧降吳，對於人才本就不甚充足的季漢政權來說，不啻爲一次毀滅性打擊。更爲要緊的是，在劉備稱帝之時，他曾宣揚“漢有天下，歷數無疆”，以此證明作爲劉邦和劉秀繼承者的他上秉天意，伐吳乃是“恭行天罰”，但慘敗的事實必然會讓人們對此產生懷疑，質疑劉氏是否真的還有天命，進而懷疑季漢政權是否還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