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扶桑談丨頭懸“疫情之劍”，日本正往三個方向調整產業鏈

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跨國企業均實施全球化的供應鏈佈局，憑藉專業分工以及技術轉移優勢，極大促進了生產規模的擴大。由於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病毒引發的經濟災害同樣沿着全球產業鏈擴散開來，迅速波及到處於供應鏈上的各個國家。

例如，我國汽車產業中心城市武漢暴發疫情，被迫“封城”，直接影響了在武漢設有工廠的日本等國的汽車生產、組裝的速度和能力。2月，日本汽車行業總產量較去年同比下降了10%。3-4月，隨着全球疫情加劇，日本頒佈了緊急事態宣言，汽車行業減少了一半的產量。產能的急劇下滑直接影響了企業的財務狀況。4月，日本各主要車企最新披露的財務報表顯示，2019財年的營業利益均出現了明顯下滑。豐田汽車公司表示，鑑於目前疫情尚未平息，2020財年的營業利益將比上一年減少八成。

目前，雖然日本已結束緊急狀態，日企也在試圖恢復在亞洲地區的產業鏈佈局，但此次疫情期間所暴露出的口罩等醫療物品、衛生紙等生活用品的供應不足問題仍喚起了日本社會各界對於供應鏈穩定性的擔憂。針對疫情所暴露出的關鍵醫療產品供應鏈的脆弱性問題，日本經濟產業省4月公佈了《疫情緊急經濟對策》，其中撥出總計2486億日元的企業補助金，用於“提升供應鏈韌性”。補助金將主要用於促進日本海外企業投資本國生產據點、建設醫藥製品及原材料的國內製造基地、支援日本企業海外供應鏈的多元化等，最多可覆蓋企業支出的四分之三。

日本企業的憂患意識

事實上，日本企業早在上個世紀就意識到了大規模災害對於供應鏈的巨大破壞力，並開始有重點地提升其供應鏈的危機管理能力。

以豐田汽車爲例，1995年1月17日發生了阪神大地震，當時負責生產剎車部件的住友電工伊丹工廠以及生產車內音響的富士通神戶工廠被迫停止作業。得知這一消息，豐田汽車公司迅速組織專業技術人員前往受災工廠參與重建，僅用不到一週時間就實現了工廠恢復作業。1997年，上游企業愛信精機的設備工廠突發火災，豐田積極尋找替代供應商，同樣在一週的時間內實現了供應鏈的重啓。此外，爲了防止季節性災害（如颱風、洪水、雪災）影響，豐田通過適當提升高風險地區工廠庫存等方式進行調節。由於在長時間生產過程中積累下的災害應對經驗，使得豐田一直以來具有很強的供應鏈抗風險能力，企業也有底氣堅持少量多次的即時配給制（Just-in-time），從而維持了較低的庫存成本，成功實現了成本管理。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分工成爲了大型企業的必經之路，國際間的產品競爭也隨之愈演愈烈，全球供應鏈的複雜程度和管理難度也隨之上升。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汽車核心零部件——微機的生產曾被迫中斷，致使豐田在當時設立的以日本爲核心的全球供應鏈一度陷入停滯，日本國內更是耗時一個多月才重新恢復生產。

當地時間2020年4月28日，工人在位於法國瓦朗西安納的豐田汽車公司車間工作。新華社 圖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傳染病不同於持續時間短，影響範圍有限的地震、洪水，其持續時間並不取決於某一國家的疫情控制，而取決於疫情最嚴重國家的徹底平息。因此，疫情從暴發到最終影響結束，很難確定將會持續多久。而且，從供需兩方面來看，疫情不僅打亂了供給方既定的生產步驟，使之陷入停滯，還引發了世界性的經濟低迷，人們的消費習慣劇烈變化，消費需求隨之減小。根據野村綜合研究所6月發佈的日本製造業企業應對疫情的供應鏈調整調查，有過半數受訪企業表示將通過減量的方式縮小生產和訂貨配送規模，近四成企業表示將減少訂購貨物庫存，疫情造成的日本企業供應鏈整體規模萎縮可見一斑。

逆境中的改革與出路

爲了保障疫情期間的供應鏈穩定，探索疫情後的全球供應鏈新模式，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正在努力將災害轉變爲調整與重建供應鏈的契機，開始有針對性地分散全球供應鏈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並提前做出調整。疫情下日本產業鏈重建與調整的主要思路包括以下三個大方向。

1、提升海外供應基地的多元化水平

日本企業對海外生產基地的遷移計劃早已有之。自2010年以來，由於中國的人工成本持續上升，日本民間企業就已提出了在非中國地區同時建立生產基地的“中國+1”提議。而近年來許多日本企業擔心以中國爲供應鏈出口終端可能受到美國市場的關稅制裁等壓力，開始將部分產品線轉移到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通過日本政府ODA援助（政府開發援助）等形式建設基礎設施，在東南亞區域內形成了較爲完整的產業鏈。

2、鼓勵企業迴歸本國，大力推進日本企業母工廠建設

母工廠即日本大型製造業企業下屬工廠中扮演研究開發、技術革新、指導其餘工廠等先導性角色的企業核心工廠。多數日本企業爲了便於控制管理，習慣將母工廠設置在日本本土，因此在緊急情況發生時，往往能夠迅速對個別零件進行替代生產或支援。東京大學經營學教授藤本隆宏表示，雖然大規模災害具有時間和空間的不可預知性，但全球化時代下的企業競爭卻每天都在發生。因此，真正健康的供應鏈應在一般時期具有高度的“國際競爭力”，特殊時期具有“災害免疫力”，能夠根據不同時期對供應鏈進行靈活調整。母工廠恰好可以提升供應鏈整體的穩定性，有效支撐了海外生產據點地發展。

3、構建以IT先進技術爲基礎的全球供應鏈

由於新冠病毒具有極強的感染性，因此，傳統意義上供應鏈的主要組成要素——人員流動和物品流動也因此受阻。日本經濟學家，早稻田大學教授浦田秀次郎認爲，在現階段，供應鏈概念將更快地從“實物產品移動”向“數字信息移動”轉變。例如，企業可以藉助3D打印技術，省去零部件生產和運送過程，而藉助機器人及AI技術，則有可能實現無接觸式的生產作業和物流革命。對於供應鏈的數字化，日本政府也在此前進行了諸多嘗試。爲了建立開放的國際數字貿易自由流動體制，日本政府積極參與CPTPP（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日美數據貿易協定，在2019年的大阪G20峯會上，首相安倍晉三也多次提及日本對於推動全球數據治理的重視，並與20國集團領導人一起簽署了《數字經濟大阪宣言》。而在此次應對疫情的緊急政策中，經濟產業省也撥款30億日元用於開發供應鏈技術，撥款1009億日元用於“加速向數字化社會轉變”。在疫情持續肆虐的當下，可以想見，日本的供應鏈數字化步伐將會越走越快。

在供應鏈全球化的今天，持續反覆的疫情無疑是日本製造業企業頭頂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不過，危與機總是相伴相生，以此次災害爲契機，改革現有的供應鏈體制，日本也正在努力化解疫情的負面作用，嘗試尋找創新點和新增長方向。

（孫健美，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講師；徐雨晨，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