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順政權，並且率領大軍渡過黃河，浩浩蕩蕩的向北京殺來。而反觀明軍這面，軍心渙散，面對大順農民軍是一觸即潰，還有不少地方的明朝守軍選擇望風而降，這也使得李自成的大軍迅速佔領山西全省，兵峯不斷逼近北京城。

此時的大明王朝徹底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已然無兵可用，無餉可派的崇禎皇帝，選擇就此放下帝王顏面，用近乎於“乞討”的方式，向朝臣們借款以充作軍餉，從而能夠重新集結部隊，抵擋李自成。然而，面對崇禎皇帝自降身份、苦口婆心的勸說，朝臣們卻不爲之所動，都只是象徵性的拿出了少許銀兩，而這些錢自然是遠遠無法解決眼前的危機局面。

最終，深知無力迴天的崇禎皇帝在絕望中自縊殉國，而在他臨終前，也對於朝臣進行了痛徹心底的咒罵：“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爲奸臣所誤，以至於此。”

然而，造成如此的君臣之間“離心離德”的局面，並不僅僅全都是大臣們的原因，崇禎也應該爲此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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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向大臣們“借錢”，純屬迫不得已。

明朝的財政窘境自萬曆朝時期的“萬曆三大徵”之後開始，就已經顯露無疑。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這一年明朝全年的財政收入約爲白銀3000萬兩，勉強能夠維持財政的收支平衡。而到了萬曆朝末期，努爾哈赤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明朝開始在遼東戰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使得國家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局面。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朝僅軍費一項的開支就高達2300萬兩，整個國家已經難以爲繼了。

到了崇禎皇帝登基後，明朝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

一方面，崇禎皇帝在代表江南地主和商業士紳的利益的東林黨人的勸諫下，廢黜了礦業稅和商業稅，直接導致了明朝財政收入的進一步縮減，再加上災患不斷、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北方各地遭受清軍不斷南下劫掠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當時的北方地區一片糜爛，朝廷的徵稅能力也在持續減弱，歲入銀兩已經不足2500萬兩，遠遠趕不上支出與消耗。

另一方面，崇禎除了要面對關外的清軍外，還要面對着西北地區的農民起義軍，這也使得整個國家處於兩線作戰的局面，財政狀況日趨捉襟見肘。

而單單是爲了對付關外的清軍，崇禎皇帝光“遼餉”就加徵了五次，每次都在百萬兩之巨，百姓早已不堪重負，整個國家也處在財政崩盤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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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國家缺錢，受到影響最大的無疑便是明朝的軍隊了。

明清之間有決定性意義的“松錦大戰”，正是因爲崇禎皇帝迫於國家財政緊缺的制約，急於結束戰爭，所以一再催促洪承疇出兵進攻，從而使得洪承疇徹底放棄了“且戰且守”的“持久之策”，最終在松山被清軍圍殲，洪承疇本人也在被俘後選擇投降清朝。

同樣“慘劇”也發生在了孫傳庭身上。由於糧餉的短缺，孫傳庭所部在輜重、兵器、糧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還被崇禎催促着出潼關與李自成決戰，最終軍心渙散、軍備不整的明軍被打敗，孫傳庭也戰死沙場，從而留下了“傳庭死而明亡矣”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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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李自成大軍逐漸逼近北京的時候，國庫早已是空空如野，於是崇禎只能選擇用朝臣“借款”的方式來籌集軍餉，以抵禦李自成的進攻，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令崇禎失望透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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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們荒唐而又滑稽的表現，正是此時明朝君臣之間離心離德的真實寫照。

爲了讓大臣們“慷慨解囊”，崇禎可以說是進行了苦口婆心的勸諫，甚至一再強調“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並且希望每位朝臣能夠拿出3萬兩白銀，來幫助國家挽救危局。

然而，大臣們的表現卻只能用“啼笑皆非”來形容。

內閣首輔魏德藻，竟然只拿出了500兩，並且還跪在崇禎面前痛哭流涕，一再哭窮。而有的大臣爲了躲避掏錢，竟然身着破衣爛衫，把家裏的傢俱、擺設，甚至是鍋碗瓢盆，統統拿到大街上叫賣。還有的官員更爲過分，他們在自家門外貼上廉價出售的紅紙，表示要舉家搬遷。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反而是宮中的太監們，這其中王之心捐款的最多，他一人就拿出了白銀1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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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此情此景，崇禎皇帝可以說是失望至極，而最讓他感到無奈與憤恨的，還要當屬他的岳父、周皇后的父親周奎了。

崇禎非常清楚自己岳父的實力，所以他希望周奎能拿出來10萬兩白銀，也算是給朝臣們做個表率，從而帶動其他人捐錢。可週奎在崇禎面前，除了哭窮，還是哭窮，在崇禎的一再“哀求”下，才勉強同意拿出1萬兩。

可即便是如此，周奎還要跑到後宮找自己的女兒周皇后訴苦。周皇后是明朝有名的賢后，她對父親周奎是好言相勸，並且還拿出自己體己的5000兩給到周奎，希望周奎以自己的名義捐出來，以不至於讓崇禎和周奎都過於難堪。可不曾想，周奎還要從這5000兩中扣下2000兩，最後只是將13000兩白銀捐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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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們之所以如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多年的黨爭，使得這些官員已經將黨派的利益看的高於一切。

先是東林黨、齊黨、楚黨、浙黨之間進行黨爭，隨後又是東林黨與閹黨相互傾軋、攻伐、報復，朝堂上早已是烏煙瘴氣。而在這長時間的激烈黨爭中，官員們已然拋棄了正確與否的判斷，同時更加放棄了一直遵循的“禮義廉恥”之道。

正如《雍正王朝》中對於“朋黨”進行評價時所說的：“朋比膠固，牢不可破，禍端叢生是其黨者。不管賢與不賢就百般庇護，不是一黨，不管好與不好就百般攻擊，視朋黨榮枯爲性命，置事實大局於不顧。”

也正是因爲如此，官員們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益，從而至整個朝廷大局與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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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處在了風雨飄搖之中，這些朝臣們也不願再爲這個即將覆亡的王朝再進行付出，甚至爲之陪葬。

所以，他們想要的首先是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財產，保全自己的官位職級與榮華富貴，以至於當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後，官員們選擇的不是以死殉國，而是排着隊的向李自成投降效忠。到了在清軍入關佔領北京後，又是這些人再一次排着隊的向清朝效忠，場面可謂是極度的滑稽與諷刺。

尤其是周奎，身爲國丈，因爲女兒嫁給了崇禎皇帝而倍受恩賞與提拔，而他不僅在緊要的關頭不肯出錢幫助崇禎，挽救國家，甚至爲了自保還主動將前來避難的崇禎太子以及其他皇子親手交給了李自成。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由此也可見，那麼崇禎與朝臣之間的離心離德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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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造成這樣的局面並不僅僅是明朝官員的責任，崇禎皇帝自己同樣是難辭其咎。

首先，崇禎剛愎自用，性格多疑，並且的極不願承擔責任，被他“坑”死的文臣武將不在少數。

崇禎在位十七年，光兵部尚書就換了十五人，其中有兩位是讓人感覺最“冤”的。

第一位是王洽，“己巳之變”皇太極率兵破關而入包圍北京，崇禎不由分說直接將王洽下獄，王洽可謂是莫名其妙的就直接“躺槍”了。第二位陳新甲則更加的可惜，他本是按照崇禎的意圖與皇太極議和，結果因爲疏忽消息爲朝臣所知，隨即遭到了極力的反對，崇禎立馬“翻臉”不認賬，並且將所有責任推卸給了陳新甲，進而將其處死。

實際上，不光是王洽和陳新甲，包括孫傳庭、袁崇煥等人都是死在了崇禎的性格缺陷之下，而這也難怪滿朝文武會與崇禎離心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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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崇禎自己太過於“摳門”了。

其實崇禎的“摳門”是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國家確實沒有錢，於是崇禎自己保持了極爲簡樸的生活習慣，非常的節約，這一點還是很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崇禎太過於看重自己的內帑，根本不捨得花他自己的錢。

李自成逼近北京時，李明睿曾向崇禎提出，讓其以祭祀孔廟爲由前往山東，隨後安排史可法接應，就此完成南遷，而因爲擔心朝臣們反對，李明睿還要崇禎不要通過戶部撥款，而是從大內出錢。這個方案隨即遭到了崇禎的拒絕，他要的是朝臣們懇請他南遷，再由戶部出錢執行，這樣一來崇禎就不會揹負逃跑的“罵名”，也不用承擔這份責任，同時還能省下來這筆錢。結果，朝堂上無人支持崇禎南遷，全部勸諫其要“君王死社稷”，崇禎不僅沒有走成，反而因爲想要推卸責任，險些讓李明睿成爲第二個陳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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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崇禎由於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的“摳門”，這樣極度自私且反覆無常的表現，讓朝臣們產生了後怕，進而愈發的自私與顧及自保，從而纔會出現國家在危難關頭崇禎向朝臣借錢，文武百官卻無人願意傾囊爲國，反而在此之後紛紛倒戈，擁戴新主的場景。

最終，無力迴天的崇禎皇帝，面對已經將北京城重重包圍的李自成大軍，帶着對於滿朝官員們的極度憤恨，在煤山自縊，正統明朝就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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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這些朝廷官員們逃過了崇禎的“借錢”，卻沒有逃過李自成殘酷的拷掠。

就在李自成佔領北京後，隨即封劉宗敏爲汝侯，並安排其主持對明朝官吏拷掠索餉。

整個拷掠過程可以說是非常的殘忍，劉宗敏命人特別趕製了五千副夾棍，夾棍上有棱，有鐵釘相連，凡不從者，則夾碎手足，同時，命人在門口樹立了兩根柱子，作爲凌遲專用，不少明朝的官員都慘死在了拷掠過程中。前文中提到的崇禎岳父周奎，被嚴酷拷掠出了足足57萬兩白銀，即便如此，也還是丟掉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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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這樣的高壓態勢下之下，明朝的大臣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將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拿了出來。最終，劉宗敏僅僅在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拷掠出7000萬兩白銀，並隨即鑄成數萬塊銀餅，後用騾車運至西安。

要知道7000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明朝三年多的財政收入，試想下，如果這些朝臣們能夠將其中的一半拿出，來支持崇禎皇帝，來挽救整個大明王朝，那麼明朝最後的結局或許真的有可能被改寫了，可最終卻是以這樣的結局收場，不由得讓人倍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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