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指的是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人，他们皆是秦朝名士，学富五车，德行高尚，为时人所称。

“商山四皓”的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他们自身较高的素、不与暴秦合作的气节、传奇色彩的经历，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曹植写过一首《商山四皓赞》来赞扬四位老人：“嗟尔四皓，避秦 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 应命太子，汉嗣以宁”，这也证明西汉之后，“商山四皓”就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与传诵。

商山四皓

一、四皓为什么隐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赵高等人矫诏赐死公子扶苏，扶秦二世登基称帝。秦二世登基后，建阿房宫，用严刑峻法对待人民，赋敛无度，奸伪并起，天下英雄纷纷举起造反的旗帜。四皓认为秦朝大厦将倾，不忍目睹苍生之祸，遂归隐于秦岭商洛山中，以待天 下之定 。他们在商洛山采灵芝、松子为食，常吟唱紫芝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烨烨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 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世人都被四人高洁的品行感动，称他们为“天下名士”。

商山四皓隐居时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住岩穴，食野菜，但四人用不忘心忧天下。他们隐居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不忍看到秦末文化的浩劫。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 者弃市”。除了法家、医药、卜筮和农林书籍外，其他各家的书籍一律被焚烧。

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继以严厉的军事手段镇压和打击原六国地区的反抗者，设置郡县全面替代战国时期的分封制，车同轨。书同文，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朝法令繁苛，暴政如虎，焚书坑儒，滥使淫刑。很多儒生不愿为秦效力，纷纷逃离咸阳，四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离开咸阳，去商山隐居的。

二、四皓为什么拒绝刘邦邀请

秦朝时，商山四皓的归隐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并非内心真正追求田园生活。所以四皓隐居有一个目的，就是“以待天下之定也”。如果河清海晏，四皓并不是没有再出山的可能。然而汉朝建立后，四皓却拒绝了刘邦的征聘，“征之不至，乃深自匿终南山。”这是为什么呢？《史记》上说：“四人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也就是说，第一个原因是四皓此时年事已高，二是他们都不太喜欢刘邦的为人，但这只是四人隐匿不出的借口而已。

刘帮征召四皓时，他们确实年事已高，刘邦向来也有些粗鲁，但这些并非四皓拒绝出山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刘邦只是不待见腐儒，对老人还是比较尊敬的。如果他们坚决不出山，何以吕后去请他们辅佐太子时，他们就愿意出山了呢？这是因为吕后接受了张良的计策，主动诚恳地邀请他们，“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符合商山四皓高士的身份，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罢了。所以四皓才会接受吕后的邀请。 而刘邦只是发出一道征召令，并没有摸清四皓的心理，所以才会遭到拒绝。

吕后请四皓，目的是为了太子刘盈的地位。刘盈向来仁弱，刘邦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吕后便要张良想办法，张良便推荐了商山四皓。四皓到长安后，正好遇到九江王英布造反，刘邦打算派太子刘盈领兵平叛。四皓认为，“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他们建议太子不要领兵在外，刘邦虽然应允，但对太子更加讨厌了。在这种情况下，四皓只好亲自出面，力挺太子。

刘邦

当刘邦在朝宴上见到太子刘盈身后的四个老头时，大惊说道：“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 从吾儿游乎？”四皓回答：“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见大势已去，只好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三、四皓为什么要出山

嫡长子继承制是我国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宗法制度，这个制度确立了王位继承的原则，避免了许多法律、政治问题，对于厘清封建国家的权力分配等一系列涉及儒家伦理纲常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原则性意义。所以，太子的废立关乎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以及宗社的延祚。

刘邦想废太子刘盈另立赵王如意，只不过出于个人之喜好。这样做必然会导致政局的变动甚至混乱，由此带来的危局是难以预料的。在废立太子这种根本问题上，四皓这才“不忍宗社大计摇于衽席之私情，偕入汉庭，一言悟主，国本以定”。

汉朝建立后，面临的局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在功臣问题、诸侯王问题、社会流民问题、恢复生产秩序问题和建立新制度问题上，都面临考验。在这些问题中，太子的废立是最根本也最敏感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四皓置个人名利于不顾，挺身而出，这是一种“至公于万民”的博大胸怀。

四、四皓在太子之争中的作用

四皓的出山，使刘邦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的念头。四皓之所以出山辅佐太子，是因为对太子性格、为人的认可。而赵王如意和刘邦很相像，如果他继承大统，与四皓所希望看到的君王形象并不一致。

“立嫡不立庶”是封建社会立储的惯例，有利于社稷的安稳。因为废长立幼造成的政局动荡的教训很多，西周末年的褒姒之乱、晋国的骊姬之乱、秦二世谋害扶苏导致秦朝的亡国，都是前车之鉴。刘邦改立太子的打算，赞同的大臣很少，周昌甚至公开说：“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汉朝初年，社会刚经历秦末大乱，百废待兴，人心未稳，保持社稷的稳定无疑是汉朝统治者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如果因太子问题引起纷争，后果不堪设想。在太子一事上，四皓确实起到了“安刘” 的作用同，所以后世称赞他们：“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五、四皓隐居的意义

四皓的隐居——复出——再隐，代表的是儒士抗争的精神。 四皓在直面刘邦时，能说出“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 ，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 这样的话，当面指出他们的隐居是因为刘邦的轻侮，他们的复出是太子“恭敬爱士”，体现了儒家的大无畏精神。

四皓是大儒而非腐儒，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知识渊博又能融会贯通，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四皓预见到废立太子必定引起混乱，不惧危险、不怕误解，正气凛然，显示了儒者的担当，他们是我国儒道融合的先行者。 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证明了儒家的处世哲学。

孔子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四皓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在秦末暴政时，“乱邦不居”，用隐居的方式，守住他们的“道”；汉朝建立后，他们不赞同刘邦的为人，坚持 “无道则隐”，拒绝刘邦的征召。四皓的作为完全是“合乎中庸”，符合孔子的一贯作风。四皓的行为正是道家哲学中的“不争”和儒家的“道”的有机结合，他们是两种哲学思想融合为一体的实践者。

六、商山四皓代表的隐逸文化

隐逸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处世哲学。四皓隐居商山，“鸿冥凤栖，采芝考槃”，留下了千古名篇《采芝歌》，留下了扶保太子、稳定汉王朝江山的功绩和美谈。围绕着四皓的事迹，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使四皓的隐逸文化不断放大，使隐逸行为有了文化特征。

四皓的“隐居—出山—复隐”展现了古代文人君子心系天下、淡泊名利的大智慧和大志向。 四皓代表的隐逸文化使得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去争相学习。 张良、王嘉、卢藏用、王重阳都曾步四皓的后尘，形成了代代传承的中国隐士文化。

四皓隐居商山，是因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秦末乱世没有施展才能的渠道。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寻求一块能够安身立命之处， 以待时机。当机会出现时，这些知识分子便会显示出他们的担当。四皓并不是单纯的为太子刘盈出山，他们只是为了身上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了天下不再陷入纷争。所以当问题解决后，他们再次回到商山，为后人留下了正直的四皓、智慧的四皓、敢于担当的四皓。四皓身上的品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品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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