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講稿》中描述：“到了有巢氏，我們的祖先纔開始和動物區別開來......從此就開始了人類歷史。”誰都知道人和動物有明顯不同，人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懂得用各種方式保留自己存在過的痕跡，而這些痕跡又可以分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們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來源，就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沉澱。

然而因爲文化差異，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文化，與我們的認知大不相同。好比龍文化，我們自稱龍的傳人，龍在我們心中是正面的，但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國的龍代表邪惡霸道；再比如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歷史，西方學者往往只承認商朝及之後，商朝前的文明是被其忽視的。

實際上商朝原本也得不到國際史學界承認，儘管《史記·殷本紀》對商朝國君世系等進行了詳細記載，但在西方學者看來，沒有文字類考古實據的話，這些都無法作爲證明。從1899年開始，甲骨文不斷被發現，衆多學者對其進行綴合、拼接成完整卜辭，再加上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商朝這才被西方學者視爲中國的可信歷史。

不少西方學者認爲埃及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文明往上追溯到商朝時期，算3600年，已經非常久了，但我們顯然不這麼想：只從商朝開始算，難道伏羲創太極八卦、炎帝發明刀耕火種、嘗百草教民墾荒、黃帝大戰蚩尤統一華夏部落還有堯舜禪讓、大禹治水這些都是傳說？難道商朝人是忽然得了指點，一下子會使用文字穿衣服了？

所以，儘管我國發現了諸如賈湖刻符（距今約7762年，國內已知的、被認爲是中國最早文字雛形的契刻符號）等考古材料，但西方史學界依然堅持認爲，商朝已經是中國可信歷史上限，商朝之前的夏朝根本不存在，哪怕夏朝和商朝一樣，信息在《史記》、《竹書紀年》、《尚書》、《周禮》、《左傳》等古籍中均有記載。

這就導致長期以來，國內諸多學者費盡心力，想要找到可以證明夏朝存在的、一錘定音的實據；而關於夏朝是否僅僅止於傳說，國內外史學家也爭論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按照西方學者的標準去找，目前也已經找到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

二里頭遺址有中國最早的宮城、具備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羣，其年代經測定可判斷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按史書記載，夏朝處於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再加上史書記載夏都城斟鄩位於伊洛平原地區，種種對應，使得許多中國學者認爲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存在過的證明。

據此，衆多中國學者還以歷史記載和考古爲據，整理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但這份資料依然沒有得到西方學者承認，美國考古學家索普認爲二里頭遺址的宮城規模太小，可能只是宗廟建築；斯塔福大學前任教授倪德衛對《夏商周年表》嗤之以鼻，認爲它形如一張廢紙，應該被“撕碎”。

這樣的話顯然非常粗暴，究其原因，除了文明溯源這個問題在東西方標準不一外，還因爲倪德衛等學者對中國文明懷有偏見。他們堅持認爲，二里頭遺址沒有殷墟那樣的文字實物，不足以爲證，但在我們看來，這樣的標準本身就存在問題：文字的發展一定有其過程，不可能忽然成系統，上古結繩記事、沒有文字，難道就能全盤否定其餘發現了嗎？

當然，國內也不乏按照西方學者的標準對夏朝歷史進行探索的人，比如貴州民族大學一位叫王長城的副教授，就提出了中國沒有發現夏朝文字實物，是因爲夏朝都城中心應該位於今巴基斯坦境內的觀點。按他的說法，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維河流域的哈拉帕（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發現的古文明遺址是夏朝文化，與商朝距離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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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說大禹治水不治黃河，治到了另一個地方，這樣的觀點實在不能讓人接受，中國學者通常認爲，就算大禹治水是傳說，也離不開中原地區。夏朝存在過嗎？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考古實證解答，相信隨着時間推移，西方學者不相信的中國史籍資料，終將變成無可辯駁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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