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影迷的五條人推薦了部怎樣的神片？
五條人實在太有梗了！
從《樂隊的夏天2》第一期和大張偉在臺上臺下說起了“相聲”，胳膊一抱，“no problem”一出，那股子奇怪的範兒就不知道把多少人笑得噴飯。
馬東說“我本來想聊聊關於五條人的歌，五條人的音樂什麼的。”仁科直接金口一開“晚上打電話給我吧！反正我也睡不着。”囧。
“土到掉渣”的接地氣、“條言條語”的反主流讓他們吸粉無數。“撈五條人”和“又要撈五條人”簡直成了今夏一種粉絲“行爲藝術”。
而且很多人很快發現，音樂之外，#作爲影迷的五條人#同樣令人驚歎。
在最近一個採訪中，提及喜歡的電影，阿茂直言“那就厲害了！說到電影。”仁科更是嚇人“說到電影，這個採訪時間可就不夠長了。”
賈樟柯、伍迪·艾倫、阿基·考里斯馬基、庫布里克、黑澤明......仁科對熱愛的導演真是如數家珍。而且還特意用了一大段來安利2018年電影[盛夏]。
“他提到一個人叫維克多·崔，說我們像他！”
五條人被說像維克多·崔？被仁科激情安利的[盛夏]又是怎樣一部電影？請聽我道來。
要到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近70年的鐮刀錘子紅旗悄然降下，一個存在了69年的龐然大物才轟然倒塌。
而1981年，在列寧格勒的一個小禮堂，年輕人們聚在一起，在舞臺下面個個正襟危坐，聽一場搖滾演唱會。
[盛夏]從這場演唱會開始，兩個女孩偷偷翻牆溜進劇院、西裝革履的安保人員在旁巡視察看、在椅子上身體輕輕搖擺的動作幅度被修正、向舞臺上搖滾明星展示的應援橫幅被制止。
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時還未成名的“蘇聯搖滾教父”維克多·崔的某段夏日經歷。
維克多·崔
死在28歲的維克多·崔，時至今日都是俄語世界最重要的搖滾音樂人之一。
他是曾經蘇聯青年的英雄，也是表達抗議聲音的武器，他的歌聲，至今激盪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抗議活動裏。
但在[盛夏]裏，這些都不重要。那時，他只是一個剛開始寫歌的小年輕，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樂人前輩和他的妻子，三人的愛情和音樂交往關係，纔是電影的重心。
導演基里爾說[盛夏]並非關於政治，就像維克多·崔一直強調自己那首著名的《改變》也無關政治一樣。
但“正襟危坐聽搖滾”的80年代背景，是電影裏年輕人們的盛夏逃離不了的氛圍，壓抑又躁動着。
1987年，在電影[阿薩]裏，崔在電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滿驚喜的小小客串。他身穿一身黑夾克，帶着他的基諾樂隊(Kino，也有譯作電影樂隊)，唱了一曲《改變》作爲電影結束。
“紅色的太陽燃燒殆盡/白天與它一起熄滅/黑暗在燈火通明的城市降臨/我們的心渴求着改變/我們的眼睛探尋改變/融入我們痛苦歡樂/融入我們跳動血脈/改變/我們等待着改變！”
這是真正意義上，崔和他的樂隊第一次從地下走到了地上。這一年，他們還發行了第6張專輯《Gruppa Krovi》。
連同電影和新專輯的共同熱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變》一起傳唱到了全國，引發了當時所謂的“Kinomania”(基諾狂熱，仿當年的“披頭士狂熱”)。
10年前，15歲的崔被藝術學院掃地出門，理由是「搖滾有害正常學習」。從此，他輾轉到地下樂團，開始嘗試自己寫歌，這一年，他遇到了電影裏引導他成長的邁克。
這是1981年，邁克·瑙門科作爲樂隊Zoopark的主唱已經在圈內小有名氣，電影開始的那場演出就是邁克的樂隊。
崔像一個小粉絲，跑到邁克前：“我希望你聽聽我的歌”。於是，有了電影裏那場幾個人的盛夏海邊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開始唱歌。
崔是個出生在哈薩克斯坦的韓裔，5歲時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寧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蘇聯十月革命50週年。
這個有着黃皮膚、留着長髮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別的時代，可能也就過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穩生活。
但那是80年代。80年代初，也是蘇聯最保守的時期之一。蘇聯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死衚衕，文化上也並沒有好太多。
搖滾樂在當時的蘇聯仍是地下活動，得不到媒體曝光，沒有任何來自官方的資金贊助。即使是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這種極少數可以公開演出的場所，也有諸多例如歌詞審/查、人員管制等限制。
遇到邁克之後，崔在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開始了演出生涯。後來，他唱“爲什麼要不惜一切戰鬥/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誰的胸膛”，他唱“改變/我們等待着改變！”
他的《血型》和《改變》，和他「反叛」的姿態和勁頭，一瞬間一起風靡了全國，成爲所有蘇聯青年的精神寄託。
上世紀60年代，披頭士樂隊在美國形成了一股“英倫入侵”的力量，整個歐美世界爆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披頭士狂熱”。
那時，東西方兩大陣營還在冷戰對抗中，蘇聯直接把搖滾樂視爲“危險的美國文化武器”。
之前是爵士樂，現在是搖滾樂。搖滾樂出現後，赫魯曉夫直截了當地說“電吉他是蘇聯人民的敵人”，搖滾樂是“猿人的音樂”。
但是，這沒能阻止披頭士、滾石，連同後來的地下絲絨、鮑伊、性/手槍等等“自由之聲”傳唱到蘇聯年輕人耳中。
當然，要用一些地下渠道。比如刻錄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用X光片刻碟是因爲它方便易得，主要還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質粗糙。
但在地下，私下偷偷刻錄又小範圍內傳播的盜版碟顯然成了樂迷們的救命稻草。就是在這樣條件艱苦的啓蒙下，蘇聯的小年輕們開始組起了自己的樂隊，玩起了搖滾。
早期的蘇聯樂隊，從翻唱披頭士、滾石開始，買不到電吉他，就自己製作；出不了專輯，就用骨碟傳播。偷偷在小舞臺、小場地演出，常常變成和警察的貓鼠遊戲，突然被打斷、然後逃跑。
另一面，官方樹立起了一種名爲“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聲音，來對抗搖滾樂的影響。一種類似搖滾樂的非搖滾樂。
他們控制着表演樂手的髮型、衣着、吉他樣式、調絃音色、鼓點節奏，在舞臺上輕歌曼舞，沒有憤怒。
所以，到80年代，來自地下的崔，帶着他的基諾樂隊，一聲驚雷“我們要改變！”真正改變蘇聯的搖滾樂出現了！
但實際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搖滾樂，也未必能夠得上運動領袖的名號。他不過是在後來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唱出了這個國家年輕人的反叛意識。
在[盛夏]裏，崔和邁克常聽的一個樂隊叫地下絲絨，如果問搖滾樂是否真的曾經改變過世界，總讓人想起“絲絨革命”。
地下絲絨的聲音被帶到了捷克，引發了後來以宇宙塑料人爲代表的“第二文化”的興起，又推動了捷克的“絲絨革命”。
後來的捷克總統，回憶起第一次聽到搖滾樂時這樣說：
“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
山雨欲來之際，崔的搖滾或許沒有直接改變蘇聯，但也一定意義上改變了蘇聯年輕人。
就像他生命中最後一場演出，6萬多年輕人聚集在莫斯科的盧日尼基體育場，高聲齊唱：
“我的手緊握成拳，如果還有火藥，給我火”...“我們的心渴求着改變/我們的眼睛探尋改變”...“曾經緘默的人們，不再沉默”...
維克多·崔被稱爲“蘇聯的崔健”，五條人光是被樂迷說像維克多·崔都太榮幸了！難怪仁科激動連連地安利[盛夏]和崔本人。
不只是音樂上的“俄羅斯流行”，崔音樂上的反叛性五條人其實也不少啊。
只不過，五條人的“叛逆”顯然是後現代性的。
就像他們依然吊兒郎當穿着拖鞋上節目，在節目中仍在鼓上貼着“不入流”的五條人三個大字，仁科說好像“很low”，但“no problem”啊！
他們臨場換歌，攝影師找不到方向，超級樂迷的問題卡變成廢紙，導演的臉都氣綠，第一場即慘遭淘汰。賽後採訪，仍然是一副“你們更遺憾”的無謂姿態。
而在這些稍顯drama的“事故”之後，去聽他們的歌吧！
“我們在田野上面找豬，我們在城市裏面找豬...農村科學地長出了城市，城市又藝術地長出了農村。”
“十年水流東啊，十年水流西，流晚幾年行得不啊？鬼還不知啊，舊年啊番薯不比，今年啊芋頭呀...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過。”
“大樓的主人在二十年前，從上面跳了下來。一個生意人淪爲乞丐，躲在爛尾樓裏面。”
“天頂有一隻豬啊，土腳有一架飛機。一個小屁孩穿條底褲做遊戲，霎時又變作老人啊在看戲。”
天馬行空的後現代意象，煙火氣的南方方言和城中村鄉野氣息。五條人的“反叛”是對城市主流文化和被讚美的標準生活的一種反叛。
他們很有趣，很有梗，很生活化，同時又很一種很奇特的快樂和堅持。
你如何評價五條人和[盛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