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是人口第二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虽然只占苏联领土的2%多一点，却拥有全国人口的近20%。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乌克兰的农业产量和潜力让它成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而其东部和南部已有的工业潜力又让它成为合适的投资地区。然而，由于资源完全被中央掌握，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得不靠说服莫斯科来为乌克兰的城市争取投资，而这些资金原本就是从乌克兰的村庄中抽走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中，乌克兰的表现还不错，获得了全国总投资中的约20%，与其人口在整个苏联中所占的比例相称。

然而1932年之后，乌克兰开始遭到克扣：资源的分配开始朝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倾斜——这些地区位于苏联更东部，距离危险的波苏边界更远。而大部分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又都流入离边境更远的东南部传统工业地区。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仍然以农业为主——投入这里的资金基本都花在了红军防线的修筑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乌克兰启动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无疑是第聂伯罗赫斯[3]，即位于第聂伯河险滩下端的第聂伯河大坝和水电站。

工程地址位于亚历山德里夫斯克。为了纪念当地的哥萨克历史，也为表达对哥萨克神话在革命年代中的重要性的承认，此地在1921年被改名为扎波罗热，意为“险滩下游之地”。扎波罗热原是一座寂静的小城，如今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水电站成为工业化的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维伊里赫地区主要的能源提供者，其周边建起了各种冶金综合项目。除了生产电力之外，大坝还将增加第聂伯河的水深，淹没了险滩，完全打开了这条河流的航道，从而解决了阻碍本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样板，而扎波罗热的人口也在10年中增加了3倍，从1926年的5.5万人增长到1937年的24.3万人。

与其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相信技术的变革力量。苏联的宣传机构声称第聂伯河水电站是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进展，然而位于权力顶层的那些人很清楚，他们不仅需要苏维埃的统治，还需要资本主义式的效率才能达成目标。“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斯大林在1924年如此断言。一些美国顾问住在拥有两座网球场和一座高尔夫球场的“美国花园城市”中的新砖房里，向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们提供美国的专业经验。

这些美国顾问中为首的是土木工程师休·林肯·库珀上校。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的多伦多水电站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威尔逊水坝工程上一鸣惊人。库珀是自由企业的支持者，曾在国会面前作证反对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各种经济工程。在他为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服务范围进行谈判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向库珀的账户中存入了5万美元。他立刻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斯大林希望用来与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的“俄国人的革命胆略”让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农民来到了第聂伯河水电站。

这些农民并无技能，却迫切地需要养家糊口。大坝和水电站建筑工程雇用的工人从1927年的1.3万人增长到1931年的3.6万人。尽管苏联政府放弃了早期那种所有门类工人报酬相同的政策（顶层管理者的收入达到非技术工人收入的10倍，而技术工人的收入也是后者的3倍），工人流动率仍然高得惊人。农民们要成为工人，除了必须学习技术，还不得不学会遵守上工时间，不得随意休息，还有服从上级命令。这对许多刚刚来到这座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上的新人而言，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仅在1932年，第聂伯河水电站管理局就雇用了9万名工人，同时裁掉了6万人。

1932年5月1日，在长达5年的建设之后，工程师们对水电站的水轮机和发电机进行了第一次测试。这些设备由美国公司制造，其中包括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8]和通用电气公司。同年10月，这座全新的工厂正式启动并投入运营。它的原计划投资是5 000万美元，然而竣工时投资已经增长了8倍。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9]亲临现场主持竣工仪式。人们发表讲话，对共产主义大加赞扬。过后不久，库珀上校和其他5名美国顾问都被颁发了劳动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 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创造了历史。这是乌克兰的工业发展开始以来工人群体第一次主要由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构成——乌克兰人占了约60%，而俄罗斯人只有30%。

任何人只要在1932年10月离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到周边的乡村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乌克兰乡村地区即将迎来那场人为造成的饥荒。 20世纪20年代末，乌克兰的村庄开始变得不再宜于村民们居住，与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甚至更加严重。这不是因为土壤的贫瘠或气候的恶劣，而是因为政治氛围的急剧转变。转变让乌克兰的乡村变成了农民的地狱，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往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这样的地方。这是强制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后果：这种政策在榨干乡村一切可用资源的过程中，将农民赶出了他们的自然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