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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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華民族的救亡與復興之路，無限感慨。

我們曾經是奴隸，否則不會有1840-1949的百年沉淪。

我們也必然是英雄，否則不會有1949-2049的百年復興。

從1840到2049這兩百年之中，中華民族的命運已經發生並且正在發生何等波瀾壯闊的變化。

這一偉大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犧牲奮鬥的結果。

從空前覺醒到偉大復興！

——金一南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89週年。

昨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宣言”署名文章《丹心從來系家國》，闡述了中國人民奪取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的精神密碼和中華民族穿越風雨、砥礪前行的文化基因。

那麼，75年前，中國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又是什麼呢？

2020年6月，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將軍的《爲什麼是中國》正式出版。其中第四章的內容就是《重生——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今天我們跟隨金一南將軍重溫那段歷史，勿忘國恥，砥礪前行。

以下內容爲《爲什麼是中國》一書的摘編。

兩個真實的歷史故事

故事一：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侵華，戰還是不戰，全國輿論沸騰。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和呢？是會喫虧的。就老實承認喫虧，並且求於喫虧之後，有所抵償。”他問馮玉祥：“大家都說抗戰到底，‘底’在何處？”

馮玉祥回答：“日本投降。”

汪精衛後來嘲弄說：“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與無知。”

於是，就像日本法西斯團體中有“一夕會”和“櫻會”那樣，國民政府內部也有人成立了一個“低調俱樂部”。

這是一夥對抗戰前景持悲觀情緒，認爲“戰必敗”的統治層“精英”，既有胡適、張君勱、梅思平、陶希聖這樣一批文人學者，也有陳布雷、陳立夫、顧祝同、朱紹良等軍政人物，他們經常聚集在南京西流灣8號周佛海的花園洋房或高宗武的寓所內議論爲政，反對抗戰。

胡適爲這個小團體起名爲“低調俱樂部”，以區別於唱抗戰高調的政府內主戰派和民衆的抗戰激情，胡適稱之爲“歇斯底里的風氣”。

汪精衛沒有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但他是這個組織的靈魂，他認爲“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爲一種手段”，“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故事二：

還有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邯鄲西部山區的一個村莊。

那天事情發生得突然，孩子們正在追逐玩耍，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圍了。好幾個正在開會的區委幹部來不及走脫，都被困在村裏，混在鄉親裏面。

這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個孩子。日本人選中了突破口。他們拿出糖果，一個一個地給小孩，“喫吧喫吧，隨便指指哪一個不是村子的人。”令日本人沒想到的是，1000多個孩子中沒有一個接糖。日本人把孩子攥緊的手掰開，將糖硬塞進去，孩子們的手像推火炭一樣把糖推出來，又重新緊緊攥住。日本人的糖掉在滿是灰土的地上。

受實力誤導的魄力

被境界改變的世界

從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是更加真實的14年抗戰。但是從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只有短短的3年零8個月時間。

七七事變之後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廬山講話，稱“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態度不可謂不堅決。

可爲什麼直到1941年12月9日，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日本大規模入侵已經發生了10年零3個月；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中國全面抗戰已經開展了4年零5個月，國民政府才遲遲正式對日宣戰？

無須諱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參戰了：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於是，才終於有了12月9日的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

正如今天很多國人沒想過爲什麼盧溝橋是戰爭爆發地一樣，很多國人不知道遲至1941年12月9日，中國纔對日本正式宣戰。

如果說盧溝橋作爲戰爭爆發地是恥辱，那麼美國人宣戰了我們纔敢正式宣戰就不是恥辱了嗎？美國被偷襲，第二天就宣戰，最後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無條件投降方纔罷手。我們早已不是被“偷襲”，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執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個中國被侵佔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然還沒向對方“正式宣戰”。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文稿中6次提到“弱國”。

確實，到1937年全面侵華前，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600架，中國一架也產不了；日本年產坦克200，中國一輛也造不出來。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火炮口徑和裝甲厚度優於日本聯合艦隊，卻在很短時間內全軍覆滅。1937年中國與日本的國力差距比甲午戰爭時期更爲巨大了。

蔣介石當時所說的“弱”，主要是指國力弱——軍力弱、裝備弱、訓練弱。至於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鬥志弱，他則未曾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也不願承認。

所以，國民黨政府一邊進行着抵抗，一邊琢磨着妥協，盤算着退路。

當然，我們應該理解，抗日戰爭畢竟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也應該理解當時中國獨立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困難局面，也不能說國民黨與對方接觸不包含權宜之計而都是出賣與叛變，畢竟，國民政府苦撐到了最後，接受了日本投降。

必須肯定正面戰場的作用。國民政府組織了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雖然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沒能擋住日軍的進攻，但也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讓侵略者慌亂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上出現的奇異景象。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於民衆之中

日本侵略者不會料到，1937年的全民抗戰，纔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

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結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榮辱共同體，築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

日本侵略者更沒想到面前出現了一個全新力量——中國共產黨，沒有想到這個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衆，爲侵略者壘起了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爲三個月可滅亡中國，然而他們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變發生二十多天後，1937年7月31日這天，蔣介石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等人喫飯，判斷對日作戰可支撐六個月。張伯苓附和，胡適不表態。飯後，胡適對蔣介石說，外交路線不可斷，意即要保留與日本的彈性空間。於是，就有了種種祕密談判。

蔣介石的眼光只看到了國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資源。

毛澤東卻說：“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衆的無組織狀態。”

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爲到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未把喚醒民衆、動員民衆、組織民衆作爲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民衆只是被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中國近代以來，對民衆的輕視，比比皆是。

魯迅的《阿Q正傳》，充分地剖析了中國人的劣根性，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再次剖露了中國人的劣根性。看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種劣根性，明哲保身，忍氣吞聲，爲了一己之利或苟活於世，什麼都可以不顧，人的尊嚴、社會價值、是非曲直、真理道義都在活命保命的前提下，變得無足輕重。

中國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本源，是民衆的支持。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不是把民衆作爲包袱、改造的對象，而是作爲動力，作爲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他看到了中國民衆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弱國要想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必須動員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依靠民衆。只有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持久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

持久戰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千千萬萬覺醒的中國勞苦大衆。

毛澤東在這篇雄文中說道：

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

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迫於奔命……

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爲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眼光與格局，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深邃與廣大，也是抗戰勝利的最強大的力量源泉。

中國最廣大的地區是農村，最衆多的民衆是農民。開闢與發展農村抗日根據地，是真正動員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依靠民衆與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戰的核心與關鍵。

戰爭初期，日軍全力以赴進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根本不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放在眼裏。隨着日軍越來越深入中國土地，情況變化越來越出乎他們的預料。

1937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說：“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纔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

日軍第一軍參謀胡枝回憶：“（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爲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

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報告冀南作戰的遭遇：

“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地軍民，令其帶路，當接近敵村時，帶路的軍民突然大聲喊叫：‘來了兩個漢奸，大家出來抓啊！’”

“岡村支隊的一箇中隊，當脫離大隊主力分進之際，帶路的當地居民將其帶進不利的地形，使我陷於共軍的包圍之中。”

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發動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是共產黨的法寶。

《華北治安戰》評論：“共軍與民衆的關係，同以往的黨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衆，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遠遠不能相比。”

日軍山口真一少尉與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打過仗，對於兩種完全不同的作戰方式，他的比較與總結是：“對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都要進行神經緊張、令人恐怖的戰爭，打一次大規模的戰鬥反倒痛快。其後我參加過老河口作戰，我回憶在中國四年之中，再也沒有比駐防在（冀南）十二里莊當隊長時更苦惱的。”

文章開頭的那羣拒絕日本人糖果的孩子們的故事，就發生在離山口真一少尉駐地不遠的村莊。

幾十年過去，有人問其中的一個孩子：“你們咋那麼大膽？真的一點不害怕？”

這位已經白髮蒼蒼的老者回答：“誰也不是銅澆鐵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漢奸了。”

這位老人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形容、誇張，講起來平平淡淡。他和當年那些小夥伴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道德，憑莊稼人做人的直覺，在大災難面前堅守着那棒子麪窩頭一樣粗糙無華的意識，“一接，就成漢奸了”。這種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懾是如此強大，以至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蓋都無可奈何。

那些孩子讓人感慨不已。1,000多個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鬥毆，互相間頭破血流。但在支起來的機槍和塞過來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漢奸了”這一結論上，他們無人教導、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這是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的基因，一種不需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按照過去的話說，即所謂的“種”。1,000多個孩子，個個有種。

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乏心中的火種。共產黨的羣衆工作的關鍵，就是激發這些火種。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劇所在：不但要面對蔣介石領導的正面戰場，還要在毛澤東領導的敵後戰場面對覺悟了的、開始爲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鬥的千千萬萬普通民衆，如毛澤東所說，日軍陷入了“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八路軍軍歌中響遍全中國的“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兩句，並非在爲個人叫好。

它表露的是一個羣體的堅強決心，體現的是一支軍隊的英雄氣概。它歌唱出的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