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命”思想，主要的理論來源於商周時期的天命觀。由以下兩個方面組成：

（1）從“天命不可抗”到“天命靡常”的轉變

約公元前17世紀，據《尚書》等一些資料記載，夏桀因荒淫無道，被成湯所討，後建立商朝。商朝的統治維繫了約五百餘年，至公元前12世紀，其最後一任君主紂又被周文王所討。

殷商時期，因爲年代久遠，現存的資料較少，僅有部分甲骨文和《尚書》中後人對當時的記載可以考證。僅從目前資料來看，殷人在思想上仍然具有濃烈的鬼神主義色彩。一方面，殷人通過占卜的方式，卜問吉凶，漁獵等事關民生的大事，以占卜的結果指導自己的行爲。另一方面，在殷人心目中，“帝”的形象至高無上。這裏的“帝”並非是與西方的“神”一樣，是創造了整個世界，無所不能的“上帝”，更是更多的具有政治意義上的統治地位。“天”與“帝”在殷商時期代指的是同一個形象，故而，殷商早期的“命”多是由“帝”或者“天”這個至高無上的形象發佈的，具有不可置疑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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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殷末，這一無可動搖的“天命”因爲統治者的無道與暴虐，開始發生動搖。部分殷人提出了“天之斷命”的看法：

《尚書·盤庚》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此段記載可以看出，盤庚在規勸自己的臣下要“恪謹天命”然後“施實德於民”，如此纔可以避免“斷命”。“命”在這裏，依然帶有着強烈的不可違背的色彩，但是卻是可以“斷”的，可以更迭變化的。周初時期，因爲政權的更迭，原先殷人那種“命”不可抗的觀念更加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周人對“天命靡常”觀點的廣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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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文王》曰：“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此段文字形象說明了在政權發生更迭以後，“天命”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故而民衆以爲：“天命”不再是完全固定的，而是會因爲時勢的變化而產生變化。與此同時，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基礎，避免民衆效仿自己推翻周朝的統治，周朝開始宣揚“受命”的觀念。

（2）“受命論”與“德命”觀念的流行

《尚書·多士》記載：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這句話是說，不是我們周朝膽敢去終結殷商的命，而是上天要終結殷商的命，我又豈能違反上天？很顯然，這是周人爲自己奪取殷商政權所做出的一個合理解釋，同時，也爲周初時期統治階級宣揚“文王受命”的觀點做出鋪墊——並非文王有意違抗“天命”，而是天降“命”於文王。

關於“文王受命”的說法，在這一時期廣爲流傳，在不少文字資料裏均有體現，如《詩經》中：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 (《詩·文王有聲》)

又如：

“敷賁，敷前人受命，……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書·大誥》)

我們不難發現，這裏的“受命”受的並非殷商之命，而是高於人類統治者一個層級的，上天之命。“天”作爲施命者，他看到了殷商統治者的無道，從而改將“命”賦予了更加仁德的文王，於是乎，在這個邏輯下，文王對天下的統治，就變得合法且合理起來。

不僅如此，周朝還利用“託夢”這一帶有象徵意味的行爲，來解釋“文王受命”的合理性。

清華簡《程寤》篇記載：

“太姒夢見商廷惟棘，乃小子發取周廷梓樹於厥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告王。……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於皇上帝。”

此段是說，太姒夢到商人之廷生棘，是太子發將周廷中的梓植於商廷，長出松柏棫柞。於是太姒夢醒後，文王舉行了消除災害的 “祓”的儀式，並祈禱於宗廟社稷山川，舉行郊祭、冬日之祭，占卜於明堂，遂受命於皇上帝。

西周出土文物，圖片來源於網絡

周朝的統治者通過各種形式對這種“受命”說的宣揚，在思想上，首先就鞏固了周朝的統治基礎，使得民衆不會因爲“天命靡常”的看法，不服從周朝的統治。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將“德”的觀念融入進“命”中，論證了周朝取代殷商的合理性。

需要明確的是，在西周早期，“德”的觀念並非如我們所想象中，純粹是“道德”“德行”的含義。據晁福林先生考證：“甲骨文“德”字沒有“心”旁,這應當是在說明“德”的觀念那時候還沒有深入到人的心靈這個層次……殷人所謂的“德”更多的是“得”之意。”“德”通“得”，有獲取得到之意，意爲從上天得到什麼東西。這個概念到了西周中期，又漸漸有所擴充，周朝人不僅像殷人一樣，僅僅關注從上天得到的東西，更是更在乎爲什麼能夠得到上天給予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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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之德”顯然就是這一點的體現。在這一時期的文字資料中，常見“文王之德”一詞的出現，從字面上來理解，“文王之德”就是文王從上天所得到的東西，通常引申爲文王所承接的天命。但在文獻資料中，還有大量資料記載了文王之所以能承接天命的原因，是因爲他不僅在政治上勤政愛民，並且在道德品質上，也具有高尚的情操修養。《左傳》中記載：“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明德慎罰”的意思，就是讓民衆有所得的同時謹慎施用刑罰，這體現了文王對民衆寬宏仁慈的一面。《大盂鼎》中記載：“今我隹即型稟於文王正德，若文王命二三正。”“體現了文王在任用官員時的英明。

文王的種種優良品質，顯然是同商朝最後一位君王紂王的荒淫無道做對比的。正是因爲文王在不管是政治上，還是道德上，都有着高於紂王的品質，他纔會取代紂王，“受命”於天。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西周時期，“命”仍然帶有一定意義上的絕對權威性，但西周的統治者通過對“受命”說解釋與闡發，否定了殷商早期人們對於“天命”的固化看法；同時又宣揚“受命”論，將“命”與“德”聯繫在一起，開始賦予了“天命”一定的道德價值取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