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2020時代”的西部扶貧，社會組織能做什麼？
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加餐”項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自上而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扶貧開發，以“播善減貧”爲己任的扶貧機構應運而生，成立於1989年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正是其中的一家。
近幾年，從依託鄉村可持續發展政策的“百美村宿”，到借力電商扶貧契機的“善品公社”，而立之年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將視野投向創新性扶貧機制的探索。
時值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今年9月，基金會推出培育西部地區社會組織的項目“活水計劃”，以應對長期以來西部地區資源不平衡問題以及“後2020時代”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近日，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祕書長劉文奎接受了《中國慈善家》專訪，詳述對扶貧最後一公里、鄉村可持續發展、西部社會組織建設等問題的思考。
鄉村可持續發展必須靠市場
《中國慈善家》：脫貧攻堅進入收尾階段，還有哪些關鍵工作要做？
劉文奎：對於當前已經脫貧的地區來說，在接下來幾個月，鞏固之前的脫貧成果，探索建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長效機制和與鄉村振興對接，是最重要的事情。
截至去年年底，全國還有52個貧困縣、2000多個貧困村沒有脫貧。其中那些貧困程度深、自然條件差的深度貧困村是“硬骨頭”中的“硬骨頭”。今年年初，在國務院扶貧辦指導下，31家單位發起了“社會力量參與掛牌督戰”的倡議，動員了2000多家東、中部民營企業、社會組織，採取一幫一的方式，幫扶1113個掛牌督戰貧困村。從參與的情況來看，目前動員新增社會捐贈資金總量已達4億多元，村均40多萬元且資金很快就到村併發揮作用，同步還安排了就業、消費扶貧等舉措，有力地促進了這些貧困村的脫貧攻堅工作。西部地區從上到下幹勁也都很大，總體來看完成今年脫貧攻堅任務是沒有問題的。
2020年9月，劉文奎考察“學前學會普通話”項目幼教點時與孩子們一起。
《中國慈善家》：對於已脫貧地區的鞏固成果，實際操作中應該注意什麼？如何防止返貧？
劉文奎：脫貧攻堅戰解決的是絕對貧困問題，相對的貧困還是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存在。要注意一些在脫貧線上的邊緣人，比如已經脫貧但又因病返貧、因災返貧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需要做好監測工作，防止他們只是階段性脫貧。
同時也要注意，脫貧攻堅期間開展的社會扶貧項目，在收官之後，項目後續的資金能不能跟上？如果沒有統一安排，社會資金該如何引入並運作？
《中國慈善家》：社會力量在脫貧攻堅戰中起到怎樣的作用？如何評價他們的表現？
劉文奎：整個脫貧攻堅戰中，政府扶貧是主力軍，社會力量主要是拾遺補缺，做一些服務類的和類似產業扶貧、消費扶貧等創新型的項目。脫貧攻堅期間，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很高，不管是東部還是西部的社會組織都在發揮各自優勢，參與其中。
社會組織需要做的事很具體，它的優勢不在規模，而在於做深做細。因此社會組織光有熱情不夠，還要有一定的專業能力。我們也發現有的社會組織在貧困地區開展項目的專業性不夠，前期準備不充分，到了當地開展項目就出現了困難，項目也沒有發揮它真正的作用。
《中國慈善家》：消費扶貧推進的過程當中，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劉文奎：政府主要是倡導，出臺一些優惠措施鼓勵消費扶貧，也可以通過政府的力量來動員機關、事業單位帶頭消費扶貧。現階段不應該對這些扶貧商品的質量、包裝過於苛責，否則消費扶貧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就會打折扣。
對貧困地區、貧困戶來說，脫貧攻堅、消費扶貧既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也是挑戰。供應側如何能夠儘快提高自己產品質量，跟市場對接上，這是抓住機遇實現可持續脫貧的關鍵。即使一些愛心單位用了包銷的手段來幫助貧困戶解決農產品銷售難問題，也是特定時間段裏的特殊措施。不能因此產生誤區，以爲只要是貧困地區的產品都可以長期依賴愛心包銷變現，如果沒有合理的性價比支撐，這是不可持續的。鄉村的發展不能光靠愛心，也不能簡單靠基礎設施投資，一定要依靠市場纔會有根本出路。
“童伴媽媽”項目。
建立農民合作社帶動整村扶貧
《中國慈善家》：先天條件不足的貧困地區如何與市場形成對接？社會力量如何介入？
劉文奎：從小農生產方式的轉變到農產品的潛力挖掘做深度開發，可以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對於農戶尤其是貧困戶而言，市場化最大的一個痛點是受傳統生產方式的制約，自種自收自賣的方式不可能去跟運營高效的市場對接，因爲毫無競爭力。要改變這種生產模式，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民合作社，引入現代企業制度。建了合作社解決了鄉村初步的資源配置問題，纔有了跟市場對接的可能。目前雖然大部分村莊都有合作社，但很多都是空殼的，沒有實際運轉，村民參與度不夠。
從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實踐來看，建立農產品質量標準、對接市場資源以及合作社的升級改造，可以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這個合作社跟20世紀50年代的農村合作社不同的是，它產權清晰，每個農戶在合作社都有股份，收入直接與產品的產量和品質掛鉤。
只有讓農戶生產好產品有利可圖，纔會從內心裏願意生產好產品，質量標準才能貫徹下去，通過簡單科技手段比如攝像頭監控、二維碼溯源等方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傳統方式生產的質量控制問題。
2015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推出了農產品扶貧模式“善品公社”。在此之前，我們已經花了十幾年的時間試錯。原來以爲鄉村發展只要多投錢就可以，但事實告訴我們這樣不行。緊接着我們嘗試建農民合作社、做產業項目，請村外的能人帶項目進來與村民合作，但也失敗了。於是在後續的項目中我們就去發掘村裏有威望的帶頭人，通過合作社帶領村民一起發展，終於嚐到了成功的滋味，我們發現這種路徑下村民的內生動力培養起來了。
簡單的送錢送物的方法只能解決農民一時的困難，很難解決他們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只有合作社發展起來，村民有了穩定的增收來源，鄉村發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環，纔是可持續的。
畢節“同心活水”工程。
《中國慈善家》：對於脫貧地區來說，是否意味着有了集體經濟、產業經濟、經營收入三要素，就能走向富裕？
劉文奎：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很重要的。貧困首先表現爲經濟問題，對於貧困地區的發展來說，經濟收入這一基礎性問題不解決，其他的公共服務、社會事業，都會成爲無源之水。
光靠直接的資金補貼、捐贈不能持續解決經濟問題，一定要用現有的資源把村民的內生動力建立起來。有了經濟基礎，大家纔會主動關注環境、健康、教育、文化相關的事宜，才能實現產業興旺，民風和諧，環境友好等等更高的發展目標。
從輸血式公益到造血式公益
《中國慈善家》：“後2020”時代的扶貧有哪些特點？
劉文奎：脫貧攻堅時代解決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等這些問題解決了，接下來就是發展的問題、經濟可持續問題，所以之後一段時間裏，產業扶貧的任務、承擔的角色可能更重。
中國慈善家：“後2020時代”，扶貧基金會有哪些新的規劃？
劉文奎：未來的3到5年時間裏，除了發揮我們過去30年積累的經驗，重點做好我們的產業扶貧項目，我們也會把重點放在培育西部地區的扶貧社會組織上。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後，西部地區扶貧項目資源的持續供給、專業的服務、專業的項目執行，在未來會有很大的需求和發展空間，這就需要有人去關注並提供相應的支持。
2019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提到要建立扶貧的長效機制，雖然這個機制具體是什麼目前還沒明確，但我們認爲這裏面至少會涉及兩個要素的長效機制，第一個是資金的持續供給，第二個是人的持續服務。
現階段，東西部區域之間的差距較大，資源分佈非常不平衡。僅從社會捐贈資金來看，2018年西部地區得到的捐贈資金只佔全國捐贈資源的1/3左右。而承接社會捐贈資源的重要主體，也就是西部的各類社會組織，只佔全國社會組織總數的1/10左右，且大多數機構的發展質量不高。
今年9月，我們啓動 “活水計劃”，就是要從源頭入手，培育西部的縣域扶貧社會組織，給他們提供資金、人員培訓、項目、對接市場資源等支持，從輸血式公益升級爲造血式公益。希望在脫貧攻堅結束後，還能有一支專業扶貧公益隊伍可以作爲所在地政府的協助力量，有能力引入外部資金，助力解決地方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脫貧攻堅結束之後，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資源和精力，充分發揮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國際化方面的優勢，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的倡導。這是我們對未來的預期。
《中國慈善家》：目前“活水計劃”進展如何？
劉文奎：目前全國已經有11個縣域開展了“活水計劃”。前期，我們向30個縣域發出了邀請，一些地方拒絕了，有的縣域表現得不積極，最終只有11個符合我們的要求。如果地方不重視的話，基金會給多少資源都發揮不了作用。
《中國慈善家》：社會組織在消除貧困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
劉文奎：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扶貧的不足。社會組織不但可以募集社會資源惠及更多貧困人口，還能引進先進的項目管理、監測和評估經驗，讓扶貧工作更有成效。其次，社會組織可以創新形式多樣的扶貧機制，如多方聯動的籌資機制，參與式決策和資源使用機制，關注受益主體的能力提升機制。還有，社會組織參與全球扶貧行動，有利於各國的減貧經驗交流與合作，共同研究全球範圍的貧困問題。總的來說，社會組織在消除貧困方面大有可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