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海戰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十分害怕戰爭繼續，決定不惜代價向日本求和，李鴻章作爲清廷全權代表被派往日本議和，在慈禧授意下，最終跟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條約不但規定清政府要向日本支付鉅額戰爭賠款，還要將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雖然條約的規定讓人出離憤怒，但由於北洋水師已經全軍覆滅，中國想要憑藉自己的力量翻盤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所以不得不接受這個屈辱的事實。

然而，就在清政府準備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之前，奇蹟發生了，沙俄出手了，他聯合法國、德國向日本提出通牒，對中日《馬關條約》進行了干涉，要求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主權要求。

本來日本原計劃一口氣鯨吞中國的臺灣和遼東半島，但由於當時日本與沙俄等三國的實力上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在接到通牒後，經過短暫的商議就審時度勢地做出了“對三國完全讓步，對中國寸步不讓”的策略，放棄了對遼東半島的要求。

在得知沙俄出面干涉調停，最終保住了遼東半島後，不但中國老百姓感動得涕淚交加，朝廷內外更是一片讚揚。

那麼，沙俄主動聯合德、法兩國對《馬關條約》進行干涉，幫中國保住遼東半島，是出於“大國使命”，維持正義嗎？

顯然不是，沙俄有自己的小算盤。

出於維護沙俄遠東利益的需要，他們在中日簽署《馬關條約》後當天，迅速做出反應，由外交大臣洛巴諾夫在聖彼得堡出面召集德、法駐俄大使，準備共同出面干涉。

6天之後，三國大使以備忘錄的形式正式向日本外務省遞交了最後通牒：“今日本國割佔遼東，既有危害中國之首都（北京）之虞，也讓朝鮮國之獨立有名無實，有礙維持遠東之和平，故今勸諭貴國確認放棄佔領遼東半島。”並限定日本政府在十五日之內做出答覆。

沙俄這麼做，絕非出於維護正義，而是考慮到一旦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勢必影響到其在遠東的利益。沙俄財務大臣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就直言：日本的擴張將會“直向我們逼近。我們沿海領域與日本國境，至今皆系以海相隔”，而日本如果佔據遼東，則會“築其利益基礎，同時該處大陸又爲我們最緊要的利益所在”。

這個“最緊要的利益”，正是指連接俄羅斯遠東和歐洲部分的大動脈，當時已經修到外貝加爾赤塔的西伯利亞大鐵路。

西伯利亞大鐵路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位時決定修建的，但由於工程浩大、資金困難，直到亞歷山大三世去世時，才修到外貝加爾的赤塔。

從赤塔開始，西伯利亞大鐵路有兩條線路可以選擇，但俄國一致選擇了貫穿中國黑龍江、吉林兩省直接南下至符拉迪沃斯託克這個方案。因爲從經濟上看，能讓“弗拉迪沃斯托克成爲滿洲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港口”，爲俄國帶來源源不斷地經濟利益；從軍事上看，這條鐵路“能讓俄國在任何時候在最短的路上將自己的軍事力量運送到符拉迪沃斯託克，以及集中於滿洲、黃海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

但如果爲了自己的戰略利益，直言不諱地提出在中國領土上“借地修路”的方案，肯定會遭到拒絕。就在這時，中日《馬關條約》簽訂給了沙俄機會。

他們主動出手干涉中日《馬關條約》，幫中國保住遼東半島，並表示願意與清政府結成同盟，承擔對日防衛的義務。後來，在與清政府經過幾輪談判後，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俄國簽署了《中俄密約》，同意“借地修路”，而俄國也願意承擔對日防衛之義務。

從表面上看，俄國此舉是出於正義使然（見他們對日最後通牒）。而其實質是，他們只想利用清政府“聯俄掣日”的急切想法，實現自己在遠東的戰略利益，而對承擔對日防衛義務並不在意，這在他們隨後的談判中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