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是东晋初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内乱,这场内乱让刚刚草创的东晋政权,伤痕累累。这场内乱可以看作是东晋门阀政治下,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这场内乱以晋元帝打破皇权和门阀的平衡开始,又以南北士族共同维护皇权和门阀的平衡告终。

起兵作乱

晋元帝能手创东晋,出身北方士族的琅琊王氏是立了大功的,特别是王敦和王导居功至伟,他们二位是堂兄弟,也是东晋的开国功臣。东晋建立后,王敦在地方上担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王导在中央担任宰相,位高权重

由于琅琊王氏的赫赫功勋,许多王氏子弟占据着东晋的高官要职。。琅琊王氏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当时社会上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晋元帝对琅琊王氏把持朝政的局面,非常不满意。他力图重振皇权,于是他提拔重用刘隗、刁协等庶人,以牵制琅琊王氏,并有意疏远王导等王氏子弟。

同时,晋元帝还以讨伐胡人为名,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各自在外领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戴渊和刘隗的任务就是防备王敦。

秋七月…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晋书·元帝纪》

东晋能偏安江南,守住半壁江山,是依靠皇权和门阀合作模式得来的。如今晋元帝之举,显然是意欲打破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平衡,必然遭到门阀的反制。

果然,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造反。他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兵锋直指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王导态度暧昧

王敦起兵造反后,王导并没有响应。而是保持了非常暧昧的态度。一方面,他带着一家老小20多口人跪在宫门口,向晋元帝请罪,以示自己和王敦不是一路人;另一方面,王导并没有明确反对王敦作乱,当然也没有和王敦划清界限。

王导既没有声援王敦,也没有斥责王敦。他这这种态度,对王敦而言,无异于默许和纵容。王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晋元帝抑制门阀之举,当然会损害琅琊王氏的利益。所以他会默许王敦的作乱。但是王敦作乱,不可避免会牵连到王导自己。所以他的态度是暧昧而奇怪。

王导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北方士族的态度。那就是默许和纵容。北方士族和王导一样,也不希望司马睿打破士族门阀政治。

虽然刁协力劝晋元帝杀掉王导,但晋元帝坚决不同意。晋元帝召见王导时,明确表示自己绝对信任王导。

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晋书·王导传》

晋元帝不杀王导,原因有三:

一、因为王导是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贸然杀掉他,会不会导致北方士族倒戈相向,抛弃晋元帝,投奔王敦?这是晋元帝不可承受之重。

二、王导是琅琊王氏的重要代表,也是琅琊王氏的门面,还和王敦是同族,如果杀了王导,会不会导致王敦的疯狂报复?司马睿恐怕得掂量掂量。

三、因为在当时,王导是唯一可以调和南北方士族矛盾的人。如果杀了王导,很可能导致东晋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南北方士族合作被毁坏,这对晋元帝而言,也是无法承受的。

江东士族和江东豪强的不同表现

司马睿初到江东时,为了笼络江东士族,对江东士族很热络。但是东晋建立后,司马睿依仗的却是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江东士族遭到了冷落。这让江东士族非常不满。

义兴周氏是江东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曾有三定江南之功,功勋赫赫。然而司马睿坐稳龙椅后,义兴周氏却靠边站了。这让周玘很愤怒,甚至动了造反的念头,不过他还没行动就病死了。

不仅是义兴周氏,其它江东士族的遭遇也差不多。如今王敦兴兵而来,明显是为了“教训”司马睿。所以江东士族当然乐见其成,只是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支持王敦。江东士族保持着自己的中立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江东士族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如顾氏、陆氏等都没有积极参与王敦之乱。而周氏的当家人周札则在王敦进攻建康时,打开城门迎接王敦,使得王敦顺利进入建康。周札的举动,算是江东士族的异类。除周扎外,其余江东士族都没有积极协助王敦。

地位不及江东士族的江东豪强,态度则积极得多。如王敦手下最得力的助手沈充和钱凤,就是江东豪强出身。虽然钱凤说“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但是沈氏的地位和影响力,怎么能和义兴周氏相提并论呢?周氏是世家大族,而沈氏则只是豪强而已,无法跻身士族之列。至于钱氏,只是个勉强能和沈氏并列的豪强罢了。

另外一个江东豪强出身的甘卓,他的表现则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王敦之乱时,甘卓时任梁州刺史,当王敦企图利诱他时,他不为所动,但也没有公开讨伐王敦,而是作壁上观。

不过后来甘卓在乐道融的劝说下,正式起兵讨伐王敦。甘卓这一举动,让身在武昌的王敦大为吃惊。“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足见甘卓能对王敦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为了嘉奖甘卓,朝廷升任甘卓为征南大将军、侍中、荆州牧,并督荆、梁二州军事。

但是甘卓本人性格反复、瞻前顾后、十分纠结。即便他正式公开讨伐王敦,仍然犹犹豫豫。最终王敦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直达建康。身为征南大将军、荆州牧的甘卓,却没有任何作为。

江东士族和江东豪强的不同表现,可以看作是士族和豪强之间的差别。江东士族保持中立,因为王敦并没有危及江东士族的利益;而豪强支持王敦,因为豪强希望能借王敦的力量,帮助自己更上一层楼,跻身士族行列。

攻入建康失却人心

因为北方士族的默认,和江东士族的中立,使得王敦能顺利控制建康。不过王敦控制建康后,他的表现则让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都大失所望,对王敦的态度转向抵制。特别是王敦退回武昌后,心有不甘,试图发动第二次叛乱时,更是遭到了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的联合反对。

王敦入驻建康后,在建康大开杀戒,杀害了许多有名望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周𫖮和戴渊。他们虽然不是士族,却是司马睿的坚定支持者。除了滥杀无辜,王敦还有谋朝篡位之举,甚至试图联合王导,推翻晋室,自立为帝。遭到了王导的严词拒绝。

不仅是王导反对王敦篡权,琅琊王氏的大多数人也反对王敦篡权。而其它北方士族显然也不希望看到琅琊王氏一家独大,当然会坚决王敦篡逆之举。

同样是来自北方士族的谢鲲(陈郡谢氏出身),和王敦关系很好。王敦起兵造反时,谢鲲一直待在王敦身边。但是当王敦攻入建康,做出篡逆之举时,谢鲲极力阻止。见王敦不听劝,谢鲲便离开了王敦。

另外还有龙亢桓氏桓彝、颖川庾氏的庾亮,这些来自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王敦谋朝篡位。

再次作乱终被平定

在得不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下,王敦即便掌控了朝廷,也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只好返回武昌。不过王敦并没有消停过,一直在搞各种篡逆的动作。王敦后来移镇姑孰,企图控制京畿。

其实王敦的篡逆之心,早就有之。

初,王敦见刘琨劝进表至“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祚者,非大王而谁!”敦大怒,投表于地,曰:“读《左传》三十年,一朝为琨所用!”-《建康实录》

后来王敦攻占建康之后,更是发出了“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感叹。如果说王敦第一次造反是为了反制司马睿,维护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平衡。那么王敦的第二次叛乱,则是凸显了他早有谋逆之心。

病榻中的王敦,还在钱凤的建议下,对义兴周氏展开疯狂杀戮。“一门五候、三定江南”的义兴周氏遭遇灭族之祸,从此一蹶不振。

义兴周氏的遭遇,在江东士族中引起恐慌,他们再也无法像首上次那样保持中立了。王敦发动第二次叛乱没多久就病死了,王敦的部众打着王敦的旗号,继续作乱。而他们作乱的主要区域,就是江东士族的家园。于是江东士族坚决和朝廷同心同德,抗击王敦叛军。

当沈充、钱凤的叛军进逼建康时,虞潭“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数万”,共赴国难。张茂之妻陆氏“倾家产,率茂部曲为先登以讨充”, 义兴人周蹇也杀掉王敦任命的义兴太守刘芳;浔阳太周光杀掉了钱凤。

还有江东士族领袖之一的纪瞻,因为他引荐了流民帅郗鉴,才使得郗鉴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制约王敦的关键人物。

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材,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晋书·纪瞻传》

北方士族对王敦再次兴兵作乱,更是无法容忍,也和朝廷一起痛击王敦叛军。在朝廷的统一指挥下,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并肩作战,终于平定了王敦之乱。

结语

王敦之乱,可以看作是东晋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博弈,本质是南北方士族门阀共同维护东晋政治平衡。所以当司马睿试图打压士族、重振皇权时,立刻遭到士族的反击。而当王敦试图篡夺晋室、打破南北方士族合作基础基础时,遭到南北方士族的共同反击。

王敦第一次叛乱,就是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出手维护东晋政治平衡。所以不管是北方士族,还是江东士族,都没有公开反对王敦。

而王敦第二次叛乱,则是彻头彻尾的篡逆之举。王敦此举严重损害了其它士族的利益,也严重打破了东晋政治平衡。这是南北方士族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南北方士族联手抵制王敦、平定了王敦之乱。

王敦之乱,恢复了东晋门阀政治该有的样子。那就是在南北方士族合作的基础上,士族门阀执掌大权,皇权只作为象征存在,不能拥有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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