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輕武並非宋朝一朝的專利，事實上，鑑於漢朝以強亡，唐朝以藩鎮亡的教訓，宋元明清四朝其實都在一定程度加強對武官的控制，提升文官的地位，可不同的是，宋朝在外戰爭中不能說是節節敗退，可至少也是沒佔到絲毫的便宜，到了還不得已“花錢買和平”。

而同樣“重文輕武”的大明，雖然後期也轉入了被動防禦之中，可在洪武、永樂兩朝，其對外卻是一連串的順風順水，甚至把橫跨歐亞的蒙古人都趕回沙漠放羊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或許還得從兩朝之初的軍事制度說起。

一、對於有着決定國運前途的決勝局，朱元璋打贏了，而趙光義打敗了

幾乎每個大一統的帝國，在他們統一的路上都會有這麼一場足以決定國運的大戰。譬如漢朝霍去病封狼居胥，解決了長久以來威脅着漢朝北疆的匈奴，成就了“匈奴遠遁，漠北無王庭”的大好局面；又如唐朝李靖、尉遲恭六路大軍大敗東突厥，“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懸在大唐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就此解除；更有大明猛將常遇春、徐達收服元大都（今北京），所謂“天下形勝入我掌握”，爲大明打開了北疆戰線，給永樂朝追亡逐北奠定了基礎。

在北宋建國之初，也有過這樣一場決定國運的大戰，那就是公元979年，與遼朝之間爆發的幽州大戰。

這一戰趙光義的目標是在五代時期被遼朝乘虛奪取的幽雲十六州，所謂幽雲十六州，就是指自幽州（今北京）一直延綿到雲州（今山西大同地區）的十六個州郡，地理位置極度重要，是中原地區能否有效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關鍵所在。

而當時北宋是佔據了不小優勢的：

1. 武器方面有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投石機、牀子弩、神臂弓，以及遼朝人都沒過的火藥；

2. 當時距離北宋開國還不到二十年，國勢正處於蒸蒸日上的時候，曹彬、潘美等猛將雲集，十萬大軍士氣高昂，戰力強勁；

3. 之前不久已經滅亡了北漢，北疆漢民思歸心切，趙光義有着足夠的信心。

可是趙光義急功近利，在滅亡北漢略微休整後就北上和遼朝爭鋒，並且一打就打最難啃的幽州地區，以疲憊之師對抗以逸待勞的遼軍，饒是宋軍士氣高漲，可也耐不住長期作戰，加上趙光義御駕親征，陣圖鉗制各路將士，而遼朝猛將耶律休哥、韓德讓等又非北漢將領可比，最後宋軍在高粱河慘敗，自己坐着驢車灰溜溜地回國了。

之後七年，趙光義又發動了三十萬大軍進行雍熙北伐，可就如陷入魔咒一般，在韓德讓等人的抵抗下，宋軍連幽州的影子都沒見到都戰敗了，還把老將楊業給搭了進去。雍熙北伐的主要負責人雖說是曹彬，可究其根本還是在於幽州大戰之時，趙光義首戰不成，數年後又貿然出兵，早已經沒了各種優勢，而失去了幽雲十六州的北宋，同時也是失去了產馬地和戰略防線，從此以後一直處在遼朝騎兵的威脅之下，處於被動防禦之下。

二、同樣是重文輕武，可宋朝卻矯枉過正了，而大明則吸取了宋朝的教訓，對武將還是網開一面的

宋太祖趙匡胤鑑於五代藩鎮之禍，對宋初掌握了軍事大權的武將們做了不少制衡手段：

1. 最爲人所知的莫過於“杯酒釋兵權”了，趙匡胤收中央禁軍，給錢給地把將領們養起來；

2. 對於地方軍隊，則以文官管理州郡軍隊，位於武官之上，負責鉗制地方武將；

3. 設立樞密院和三衙兩大軍事體系，分管調兵權和握兵權，而統兵權則被保留在了皇帝手裏，戰時由皇帝親自任命的官員（帥臣）出征，戰後歸還虎符於樞密院，歸還軍隊於三衙。

這種三權分立的制度，雖然消弭了自唐安史之亂以來的兵禍，對社會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兵權劃分過於繁瑣，將領掌握軍隊卻無法調度部隊，文官們有調兵權卻無法帶兵出征，帥臣們只能在戰時帶兵，事前沒有溝通，事後無法訓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三方互相掣肘，效率極度低下。後來在對西夏作戰的范仲淹，對此是深惡痛絕，氣得直罵娘，北宋矯枉過正，使得宋軍空有數量而無質量，遇戰即逃，遇難即降，戰力就越來越低下了。

而明朝則吸取了宋朝的教訓，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武將的兵權，但卻不像宋朝一樣鉗制得滴水不漏：

1. 仿造樞密院制度，建立大都督府，後發展爲前後左右中五大都督府，稱爲五軍都督府，和兵部一起執掌兵權，“兵部有出兵之權，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權”，少了一個環節的鉗制；

2. 地方軍隊的統兵權由都指揮使掌握，但戰時由皇帝所派的官員或藩王爲總兵統領，打完戰了再還給地方都指揮使，可是後來邊境多事，這些中央官員就逐漸留在了當地，和都指揮使分掌地方軍權，雖然後面有文臣、太監負責監軍，可畢竟都是一個地方的人，溝通起來也方便，不像宋朝那樣，調度個軍隊還得彙報中央，等樞密院那些文官下令才能調度，效率自然提高不少；

3. 宋、明對兵權的鉗制，都很大程度壓制住了地方軍隊的戰鬥力，可明朝更善變通，在軍隊戰力不行的時候，就逐步將權力下放，讓當地將領招募私兵，糧草和軍餉則由朝廷提供，比如抗倭時期的戚家軍、俞家軍，抗金時的李家軍等等，可是宋朝對武將過於謹慎，不願權力下放，除了在靖康之恥時有過岳家軍、韓家軍爆發過驚人戰鬥力外，在金兵一退就立刻收回兵權，爲此還殺了忠肝義膽的岳飛元帥。

而且宋朝皇帝還很喜歡對前線戰事指手畫腳，即所謂的“陣圖鉗制”，像宋太宗趙光義就設立了一個以步兵爲主，騎兵爲輔的“平戎萬全陣”，併成爲”祖宗家法”，後世帝王不得違背，結果就是出征的武將們被牢牢地鉗制在這陣中，綁手束腳，拘泥於形式，戰力自然高不到哪去。

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

三、兩宋時期對於文官的待遇極高，結果就是養出一大批空口白話論武事的文官，而武人低賤，人皆不願從武而投文

由於唐、五代的教訓，北宋對於文官採取恩養制度，光以一個最低等級的從九品官員來說，只要熬得住，幾十年後也可以慢慢熬到宰相，而且還有各種補貼、田地，高級一點的還有食邑分封，毫不誇張地說：宋朝官員的待遇是歷朝歷代最好的，可能連現在也比不過。

唯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價爲慮，各自勉其治行，給賜過優，使宋朝財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爲法者也。

對待官員的優待政策，讓很多人衝破頭都要爭取個一官半職，自宋真宗開放科舉制度後，更是營造了一條通往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到了仁宗時期，甚至到了“五人一進士”的程度。

這一點比起明朝那千軍萬馬爭先的情況來說，宋朝的官員實在是很容易做，也很有做的價值，雖然這樣確實讓兩宋沒了兵事之禍，可隨着而來的卻是官員機構的臃腫，往往一件小事就得有好幾個人共同負責，這也是王安石變法中最重要的一環，可惜最後還是失敗了。

畢竟北宋皇帝親自把官員給養肥、養懶了，要讓他們再變瘦、變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會遇到利益受損的文官的抵制，而偏偏趙匡胤又下了“不殺士大夫”的鐵規，更讓拿錢不做事的士大夫們心安理得，有恃無恐了。所謂“祖宗之法不可違”云云，不過是一個藉口而已，要是宋朝有幾個像漢武帝、朱元璋、雍正這樣的鐵血皇帝，或許還能再救一救。

至於明朝，雖然也重用文官，可卻不在俸祿上重用，而是在權力上重用，只有你做多了事才能拿到更多的待遇，想着宋朝那樣不做事還能拿錢的，不好意思了，回家、流放、下獄三條路自己選吧！這一點也使得那些在地方擔任軍隊指揮的文官們，不得不跨界兼職，要不戰事有什麼差錯，自己隨時就是殺身之禍，像明朝中後期最能打的幾個武將：袁崇煥、熊廷弼、盧象升等，其實都是文官出身的。

結語

宋明雖然一樣都是重文輕武，但宋朝過於嚴格，而明朝吸收了宋朝的教訓，避免了矯枉過正的情況，這是宋朝的不幸，也是明朝的幸運。在兩宋時期，做官是一件很舒服的事，相反對國家有死生之地的武將，卻成爲了一個很難做、很不好做的職位，打仗武官來，黑鍋也得他們背，而宋朝又是一個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百姓的出路多了，也就不願去做那喫力不討好的武將職位，到最後還發展到了好漢不當差的境地。

當然在這衆人皆醉中，也還是有清醒的人，像北宋時期的狄青，南宋時期的辛棄疾：

前者大戰西夏，二十五戰未嘗一敗，結果被朝廷裏那些自稱“忠君愛國”的文官們背後捅刀，比起岳飛那“莫須有”的罪名，彈劾狄青的罪名則顯得更加可笑，巨儒歐陽修竟然說他和五行犯衝，以後勢必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定，把他下放了。

而辛棄疾更是被稱爲“文人中最能打的”，五十多人就敢衝入敵軍大營，生擒敵將回國，可結果還是在那些“鐵骨錚錚”的文官的彈劾下，黯然下放，終一生報國無門，鬱結而終了。

等到宋徽宗任用蔡京大力恢復王安石時期的變法，罷免臃腫的文官，宋欽宗開“皇帝殺士大夫”的先例，宋朝軍事也曾經有過一絲曙光：童貫坐鎮西北，數戰下來使得西夏稱臣，這一點可是連手握四十萬大軍的范仲淹都沒達到的成就，李綱主持開封保衛戰，多次擊敗金兵，金兵已隱約有退兵之意。

可惜勢重難返，此時金國早已完成北宋攻略，十萬大軍南下開封，攻破開封，俘獲了徽、欽二帝，更讓後面的南宋“畏金如虎”，也讓士大夫們有了藉口，再也不敢隨便出兵，而一直處在捱打防禦之下，宋朝自保有餘，但主攻不足，“忘戰必亡”的教訓，不可不謂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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