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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老爺子的《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孔子有多高呢？如果按照現代長度單位的標準來計算，十寸等於一尺，三尺等於一米，那麼孔子足足有3.2米之高。

以現代尺度的標準，古代“七尺男兒”得是人均姚明plus的水準（人均2米33）。那似乎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齊國宰相晏子“長不滿六尺”——身高沒到2米就被楚靈王開狗洞迎接來羞辱了。

等等，戰國時期的狗均長2米？

以常理推想一下，就知道這個數據大有問題。問題不在司馬遷的記載，而在換算過程中度量衡的古今差異上。中國古代每個朝代說的“一尺”幾乎都不一樣長，這曾是一個困擾歷史學家多年的問題。

戰國時期一尺長爲23.1釐米，據此可算出孔子身高約爲2.22米

在現代社會，我們用的是一套十分簡潔的度量衡換算制。長度上1米=10分米=100釐米=1000毫米，常用的度量單位及換算規律一目瞭然，方便易記。容量和重量的計算也是一樣的，採用十分精準、規整的一套設定。

然而在古代社會，由於生產技術的落後，精準統一的度量衡（如尺子）很難被大批量地生產出來。又由於交通運輸的不便，就算生產出來了也很難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普及推廣。

中國歷史改朝換代又十分頻繁，出身不同地區的新統治者可能帶來全新的度量標準。不精準的度量工具、信息傳遞過程中的偏差、改朝換代帶來的變化，共同造成了中國古代歷朝度量衡標準混亂的局面。

古籍《樂律全書》中關於夏商周時期一尺長度差異的記載（古尺複雜，這只是一種參考）

度量衡這個詞可以拆分開來理解：“度”測量的是長短，“量”代表的是體積，而“衡”對應的則是重量。在這三個元素中，“長度”是最基礎也最容易制定標準的。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先民們要造房子、生活用品、生產工具等等。那兩邊門框如何對齊、牀造多大合適、什麼長度的矛使起來順手，這都是很重要的生產經驗。明確了長度的定義，才能夠將這些知識傳遞給下一代。

那麼在最開始的遠古時期，先民們用什麼方法來訂下度量的標準呢？答案就在古語的記載中。《孔子家語》中記載先民們“布指知寸，步手知尺，舒肘知尋”，就是說古代人以一指的長度爲一寸，以一手的長度爲一尺，又以張開手臂的長度爲一尋。

如果我們將這句話與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Πρωταγόρας）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聯繫起來，就會發現一個貫穿中西的人類文明共同點：在一開始，我們都是以人的身體作爲度量世界萬物的基準。

英語中的各種身體部位詞彙，很多同時也表示一個單位長度

先民們不僅以身體部位的長度來作爲度量標準，還有一些度量單位是與人體相關的運動數據。例如《荀子·勸學》中那句我們耳熟能詳的“不積跬（kuǐ）步，無以致千里”，其中就藏着“跬”和“步”兩個度量單位。嚴格來說，單腳向前邁進一次的距離爲“跬”，而雙腳各邁一次的總長爲“步”。

很多前人常用的度量單位就藏在代代相傳的詞語之中，如“咫尺天涯”的“咫”指的是成年女子手掌的長度，約爲八寸。而“丈夫”一說中的“丈”則出自夏商時期成年男子的身高：商代一尺約16~17釐米，十尺爲一丈，即165釐米。

一把出土的漢尺 長度爲23.1cm 

一些用身體來度量的傳統做法甚至沿用到了現代，例如我們常說的“一拃”，即爲拇指與中指同時張開時兩指尖的長度。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地區也有相同的案例，最常見的就是英語中的“foot”，既表示“腳”同時也是“英尺”。

但如果你遇到過這種度量表達，就一定會發現一個問題：人與人的體格不能一概而論，小時候你的“一拃”甚至沒有爸爸“一拃”的一半。因此這種度量方法雖然十分實用，同時也存在很大的誤差問題。

於是，另一種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度量方式就出現了——樂器度量法。

中國古代十二律對應的樂管長度對比

這涉及到一個基礎的聲學物理原理：音高由物體振動的頻率決定。而當我們取一個固定的物體來定音高時，它的長度越長，聲音就會越低。中國古代的十二律就是古人用12支不同長度的竹管，來吹出12個高度不同的標準音高。

其中第一個音被稱爲“黃鐘”，據《律呂精義》中記載：“有以黃鐘之長，均作九寸者，而寸皆九分者，此黃帝命伶倫始造律之尺也。”這個巧妙的想法是否爲黃帝所首創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以不同音高的樂管長度爲度量標準的做法確有其事。

周朝時，九寸爲黃鐘之長，而兩倍黃鐘之長的樂器就是尺八。唐朝時傳入日本的樂器尺八在中國本土差點徹底失傳，其名稱來源正是傳統尺八管長均爲一尺八寸。

在遙遠的古代，以不同音高的竹管來定下度量標準的想法十分巧妙，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度量衡有了一個真正的“標準”。但那時樂器畢竟是殿堂之上的玩物，普通人家哪有那個閒情逸致瞭解這些呢？勞動人民需要更適合自己的度量方式。

李永樂老師用裝水高度不同的瓶子“吹奏”出不同音高的名場面

民間發展出的度量方法，叫“累黍法”。黍是一種生長於中國北方的穀物。顧名思義，累黍法就是以黍子作爲一個基準測量單位來進行度量設定。

《唐六典·尚書戶部》中記載：“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yuè），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鬥，三鬥爲大斗，十鬥爲斛（hú）。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累黍法經過官方規範之後，其作用體系全面且十分實用。一粒中等大小黍子的長度爲“分”，十粒收尾相連爲“寸”、一百粒爲“尺”、一百二十粒爲“大尺”、一千粒黍子連起來爲一丈。

更厲害的是它還脫離了長度這種“初級度量水準”，開始挑戰定義體積和重量。龠、合、升、鬥、斛這些體積規定都出自累黍法，進而還有銖、兩、斤這種重量單位的規定。

成熟的黍子

雖然歷史上統治階級一直有製造如骨尺、牙尺，銅尺乃至於秦始皇時期著名的商鞅方升之類的標準量具。但就如前文所述，對於地大人雜的古代中國來說徹底統一度量衡確實是一項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此外歷朝歷代都有尺度偏差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知識分子自身的因循守舊。有的人試圖定下統一規範的新標準，但更多人卻傾向於“溯源古制”。他們想不到的是所謂“古制”就是一點都不準確的身體基準度量法，考究了一輩子卻被坑了數千年。

從這點上看，關於古代度量衡尺度飄忽不定帶給我們的啓示，倒是十分發人深思：該往前走的時候，就要下決心捨棄迂腐陳舊的老一套。說到“尺寸分明”，我們確實比“古制”進步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