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有座皇宮，皇宮裏住着一個戴眼鏡的傢伙，他的名字叫裕仁。美國人在是否應該炸死裕仁這個問題上猶豫了很長時間，而戰爭形勢的發展成爲了權衡利弊的關鍵。換句話說，如果1942年美國人能夠研究出來大殺器，那就會毫不猶豫地扔到東京市中心，但1945年不行。

原子彈可以投入實戰的1945年8月，德國已經投降近三個月，傻子都知道日本戰敗已成定局，當然也包括日本人自己。日本政府和軍部之所以還硬撐着不投降，就是在幻想爭取一個較爲體面的“終戰”條件，意思是不能無條件投降，而是通過談判退出戰爭。這三個月裏日本人求過蘇聯、求過若干中立國說情，希望美國同意談判。

實際上以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爲代表的一批將領，從一開始就反對使用原子彈，因爲到了1945年7月蛋蛋試爆成功之時，從軍事角度來看日本已經鐵定戰敗，既然如此，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核襲日本，似無必要。但是杜魯門聽從了另外一派的建議：爲了減小美軍傷亡，以及敦促日本儘快投降，以便美軍能夠搶在蘇聯之前徹底控制日本，堅決扔。

扔可是扔，美國人還必須考慮讓日本“順利”投降的問題，以及戰後的佔領和重建秩序問題。當時的日本軍部勢力仍然非常頑固，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陸軍大臣阿南惟幾等人都是主戰派，日軍內部也有一大批狂熱的昭和軍閥，歷史事實是，即便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這幫傢伙仍然沒有投降的意思。那麼唯一能夠壓倒這幫人的，還真只有裕仁。

二戰結束之前的日本天皇，在國內那是“神一般的存在”，是日本軍民的精神領袖，無論多麼瘋狂的軍隊將領，如果對天皇有所不敬，也得立馬下臺。所以，若想讓將近700萬日本陸海軍集體投降，只有裕仁具備這個權威。如果核武轟炸東京，直接把這個傢伙搞死了，日本必然陷入權力四分五裂的狀態，日軍就很難統一放下武器，不利於美軍登陸日本。

事實也是如此，比如狂熱的主戰派阿南惟幾，同樣也是裕仁的死忠分子，大本營聯席會議上仍然在叫囂抵抗到底，然而當裕仁決定投降後，他立即選擇了服從，隨即自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也曾經不服，但是面對裕仁的廣播講話和正式命令，也只能宣佈“謹遵聖命”，所以留下裕仁一條性命，確實對日本儘快地、整體地繳械投降，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

同樣還必須考慮日本基層民衆的態度，美國人是要把戰後的日本弄成自己的亞太基地的，所以順利控制它至關重要，如果把裕仁一傢伙搞死了，美國擔心日本民衆會瘋狂地進行報復和反抗，甚至會在各地出現抗拒美軍佔領的“起義”事件，對美軍佔領日本和維持治安都是非常不利的。

日本也有個電影《最長的一天》，大概描述了裕仁決定投降之後24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即便是高級將領們表示了服從，一幫狂熱的少壯派軍官仍然不死心，殺死近衛師團長衝進皇宮準備搶奪投降廣播的錄音帶，可見當時的日本內部分裂有多麼嚴重。設若干掉了裕仁，再加上不肯認輸的高級軍官們，那事情更是亂七八糟。

怎麼說呢，回過頭去看，筆者內心倒是真心希望大小鬼子們頑抗到底，後果就是我們喜聞樂見的。其實在選定廣島和長崎這倆目標之前，美軍還曾經考慮過另外一個目標：舊日本國都“京都” ，這座城市比東京的歷史還悠久，但是遭到陸軍部長史汀生的強烈反對。

史汀生的意見代表了一批美國政客的態度：我們是要讓日本投降，進而佔領它和控制它，但是不能過分地“拉仇恨”，否則不利於長久統治日本。所以史汀生認爲，毀掉一個毫無軍事價值的日本古都，很可能引發日本人長久的仇恨，爲戰後留下難以排解的敵對情緒，杜魯門採納了這一建議，最終把京都這個目標修改爲長崎，因爲那是日本海軍的重要基地。

所以說，美國扔蛋選擇廣島是爲了震懾日本陸軍，選擇長崎是威脅日本海軍，但是考慮到自身在戰後的利益，卻必須要放東京一馬，因爲留下防空洞裏裕仁的性命作用很大。當然不是害怕什麼，而是投鼠忌器，所以“忌憚”一詞比較貼切，東京也不是不敢扔蛋，前面特別說明過，如果裕仁在1945年也是強硬的“不投降派” ，或者1942年美國就研製出來了蛋蛋。

那麼東京肯定也逃不掉被核爆的命運，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