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生而爲人，務必善良”，什麼樣的人稱得上善良？當然是在行動中去表達善意體現出人性溫暖的人。善意的傳達，需要用行動去詮釋，有時一個小小的舉動，或者一句鼓勵的話語，都能給人如沐春風之感。星雲大師有一個著名的四句教：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給人信心，這四個給予就是善行最好註腳。

一個善良的人，會有不善的言行嗎，孔子認爲善人也會發生不友善的行爲，他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不仁者也。”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君子也有偶爾無仁厚之德的時候，可是從沒見過哪個小人卻有仁德之心的。孔子認爲，即便是一個君子式的人，也會偶爾做錯事，顯得缺少仁德，但是一個十足的小人，不可能表現出哪怕一次有仁德的行爲。

孔子的意思是說“人都是有限的”，君子也不例外。什麼是有限呢，比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窮盡世間所有道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集所有技能於一身。同樣的，人的善良也是有限的，多數人在與他人交往中，都會首先考慮自己的得失，在此之上纔去照顧他人的利益得失，當自己利益與他人的利益形成衝突時，很少有人能捨棄自己的利益先保全他人的利益。這是人的本性，需要直面。

在防範人性作惡的選擇上，東西方採用的方法有了分野。西方認爲人既然是有限的，身上充滿自私的先天之性，靠溫和的方法就難以約束，必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強硬措施，去遏制人性的惡守護人間的美，這個方法就是法治。法是什麼呢，是制度，依靠法就是依靠制度。基於人性本惡的認知，西方先賢認爲制度比人可靠的多，西方的制度都是圍繞如何把人性之惡關進籠子而設計的。

西方長達幾百年的繁盛，建立在健全的制度之上，而制度來源於對人性的認知，人性之惡又來自於基督信仰，當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偷喫了禁果後，就帶有了先天的原罪。可以說，奠定西方穩定與強大的根基是信仰。

在古老的東方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進路。華夏民族是農耕民族，農業的耕作與收穫，具有很強的季節性特徵，爲了不錯過耕種和收穫時節，需要衆人的高度協作來完成，這就形成了氏族和部落，部落成員以血緣關係爲紐帶形成一個穩定的彼此信任的關係。

由於人與人的血緣色彩，部落之間的成員形成的社會形態就是“熟人社會”，熟人之間規則不重要，情義最重要，所以中國文化看重倫理，看重道德概念。

到了周代，周公召集衆人“制禮作樂”，從此奠定了中華禮樂之邦的地位。禮樂是用來表現等級的方方面面規定，相當於行爲準則，雖然對人的行爲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不具有強制性，主要靠的還是個人覺悟，這也就是中國文化更強調修身的根源所在。

大學有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起點，是培植信念和德性階段，傳統的私塾教育，也都是從德育開始的。

道德約束具有天然的缺陷，孔子說君子也會有不善的時候，其實就等於承認了這一點。他對如何實現一個安定團結的理想社會有一個闡述，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

就是說，如果只用刑律來治理國家，人民不犯錯也不是因爲覺悟高，只是不敢罷了，內心終究是沒有道德感的。如果一方面用教育引導人民從善，一方面用禮來約束人性之惡，那麼人民既不會做出格的事而內心還有羞恥感。他提倡的國家治理方法是“德禮並用”。

對於當下的現實境況而言，道德重建雖然很迫切，但完善法治建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總的來說，制度比人性靠譜，有了完備的制度，人性自會趨於良善，若只講道德，而缺少制度建設，必然會造成人的僞善。古人講“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就是隻談道德而沒制度跟進的必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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