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这段话出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笔下。初读之，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位面容秀而柔，耐心温和的男子形象。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位“周氏”的“周”，与大先生鲁迅（即周树人）的“周”乃是一笔写成。

周树人之笔辛辣讽刺，而周作人之笔冲淡平和。这位从小就追随着长兄四海漂泊的作家，是如何养出与鲁迅截然相反的性子的呢？

01一、外柔内刚，铁之温雅

1885年，清王朝已是气数将尽。在这一年的冬天，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寄托着家人希望他长命百岁的愿望。

三味书屋不仅是鲁迅的童年回忆，这间有些年头的私塾书屋同样是周作人儿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他和哥哥一起接受着传统的汉文化教育，听着先生讲四书五经，满口的“之乎者也”。

旧文化对周作人的熏陶一直到他十六岁那年。1901年，中国掀起一阵新学风潮，摒弃旧文化、接受新思想。周作人进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在轮机专业学习了六年之久。之后的三年他又在海军管理方面进修，直至毕业。

周作人天资聪慧，开蒙又早。在十五六岁的少年多半还是孩子心性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相当的主见，自己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从“魁寿”易名为“作人”。二十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和哥哥一起远赴日本学习。

官费留学生的补贴实在是少得可怜，尽管兄弟二人相互扶持，但日子过得依旧艰难。他前往日本的初衷是学习土木工程，然而挣钱糊口却依靠的是两人翻译外国文学的能力。

周作人本就精通古文，在江南水师学堂数年的学习期间，学校全英文教材的使用给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1906年到达日本后，他先是补习日语，而后进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能熟练运用四门语言。他展现出对世界语言的浓厚兴趣，曾经想学习俄语和法语，但被鲁迅劝阻——只因“不能变米肉也”。

西文的译稿，一千个字才两元钱。并且这一千之数全是实数，是不包含标点符号在内的。两人想要改善生活，再买些文学书，只能用课余时间不停翻译。以《域外小说集》为代表，他们翻译的主流是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然而销量并不好，初版只卖出了二十多本。

周作人性格中的闲散并没有被生活的清苦磨去，反而以一种更为消极的态度展现。长兄鲁迅时常催促周作人译书，而后者只是沉默着无作为。鲁迅气极，一日竟挥拳相向，幸而被友人劝住，才没有使周作人受伤。

周作人的这种性格，常被人评为“斗争性不强”。然而以后世的眼光观之，也可理解为一种别样的气度：像是冷酷的谦和，又像是礼貌的离间。

他的弟子评价他“温良恭俭”，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我觉得人之相互理解是至难”。

既然相互理解是如此困难，那么不如收敛情感。就连鲁迅都不能理解弟弟的所做作为——即使孩子在旁哭泣，周作人都能置若罔闻地继续看书，这是鲁迅自己所做不到的。

这样的性情在他人看来是一种冷漠，甚至是一种糊涂。周作人家中的佣人曾经偷运主人家的粮食，甚至谎报汇率变相偷钱。被周作人发现之后，他委婉地提出让保姆另寻高就，而佣人突然一把跪倒。周作人大惊，立刻扶起佣人道：“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这样的举动可谓是软弱至极，可是他与亲兄弟的决裂、登报表明和弟子断绝关系等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提醒我们：他并非是一个单纯软弱的面人儿。

02二、留守北大，祸不单行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归国。他先是在浙江第五高级中学教授了四年英文，而后出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教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后来还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并出任首任系主任。

今人提起周作人，不熟悉者的第一个念头大多是“这是鲁迅的弟弟”。而在当年，情况正相反。在鲁迅刚刚成为讲师的时候，周作人已然是一位教授。《狂人日记》出版的时候，别人都说：“作者是周作人的哥哥。”

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周作人的事业发展总体还算顺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白话诗，同时继续着翻译工作。可是当抗日战争的战火烧到北平时，这位太平文人的如意生活也就走到了尽头。

东方语言文学系被迫停办，周作人转而参与社会活动。他先后参与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和《信仰自由宣言》的发表，又在女师大风潮中和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统一战线，支持进步学生，重视信仰自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南迁，学生和教职工都撤离了北平。而周作人没有选择离开，他受校长蒋梦麟的委托，成为了四位“留平教授”之一，负责保管校产，经济来源以卖文和校方的生活津贴为主。

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写信时，曾经谈到自己对于这段留守北大的经历的认知：“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

不知算不算得一语成谶，周作人以留居匈奴十九年而不变节的苏武相比，自己的选择却近于李陵。

1937年年底，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当局极力拉拢周作人出山，遭到拒绝。次年春末，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周作人不仅出席了这次会议，还发表了亲日的讲话。

在此之前，周作人对日本及西方的奴役思想一直呈反对态度，所以他的此番作为让人难以理解。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向全国通电，指出应该将他“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文艺界的同人，无一不为周作人惜，亦无一不以他为耻。

周作人此番亲日举动，包含着对本国的失望。他对五四运动失望，对北伐战争失望：“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这样的思想，在他之后接受汪伪政府的任职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的家中被一名自称是其学生的蒙面人开枪击伤，车夫为救他而身死。行动失败，这位刺杀者的身份成了谜。一说是爱国学生的不忿之举，一说是日本人对周作人的威胁。

从此三名警察局的侦缉队员一直跟着他，使他失掉了自由。很快，受到震慑的周作人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戴上了第一顶“文化汉奸”的帽子，从此越积越多。

据史料记载，1939年8月，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

次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长春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

曾经要求周作人立刻南下参加抗敌工作以明志的爱国文人对他彻底失望，看到他写出的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更是痛心疾首。他们惋惜一位文豪的离开，也痛恨他的沉沦。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一个月，国民政府军统局逮捕周作人。最高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

03三、苍凉末岁，失为命主

周作人在受审期间，对历任的各伪职皆供认不讳，但是为自己辩解他始终不曾破坏国家，只是迫不得已的苟全，既不贪污，又无恶迹。胡适和蒋梦麟也出声为他辩解，证实他确实是受前校长之命，留在北平保全校产。

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的申诉，但是认定周作人身负汉奸罪，不能免罪，只将14年的牢狱之灾减为十年。

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释出来。同年7月，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托学生董必武转交，表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介绍了自己任伪职的经历，申明自己是逼不得已，对日本人不过搪塞敷衍。

周恩来后来将这封信转达给上级，上级的态度是宽大处理。于是在这一年的10月18日，周作人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在北京八道湾的家中。

漂泊、留守、被捕、坐牢、逃亡……周作人走过坎坷崎岖的路回到旧家，心情无比复杂。他重新拾起了写日记的习惯，事无巨细，全都用纸笔一一记录。

最早他以鹤生、龙山等笔名，为各大报纸供稿，几乎是隔天就有他的文章登出，十年间供稿数量达上千篇。1960年起，他还时不时给香港的刊物写些小文章。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他日记上诸如“得银行港汇通知，计港币三百，折合一二八.一元”的收款记录就是证明。

周作人“专政对象”的身份在数十年间一直未被除去，因而他不能以自己的本名发表文章。他申诉要恢复自己被褫夺的政治权利，但一直被驳回，还要求他不断写自传和改造计划。

这样的情形下，周作人生活困难，更何况他每月还要为母亲和寡嫂寄去一定的生活费。除了朋友的接济和写稿所得之外，周作人只能以翻译谋生。在六十四岁到八十一岁的17年间，他一共翻译了四百万字的作品，放在当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老人周作人好像又回到了初至日本的青年时代。他拼命的翻译，只不过是为了将才学换成米面。

这些年里，他经历了母亲的逝世、妻子的死亡，困苦之中，皱纹爬上了他的脸庞。

然而这样的贫寒生活也维持不了多久。1966年8月22日，小将上门，砸坏了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家中供养的母亲排位；8月23日，周作人留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周家，大声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红卫兵将他从屋子里拽出，把他的卧室、书房、厅堂都翻了个底朝天。他使用多年的竹床成了碎片，一部分竹架倚在墙上。而周作人侧身卧在屋前的地上，倔强地用胳膊肘撑着上身，苦苦挣扎。

一天，两天，三天。周作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儿媳向红卫兵求情，希望能让他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先不松口，后来为了防止周作人过早地死掉，难以交代，才勉强同意周作人被抬进浴室。

那是一间带着日式风格的浴室，配有一个狭小的更衣台。儿媳替他搭上简易的木板，他就在这里待到秋冬，寒冷与潮湿如钢针般往他的骨头缝里扎。后来由于健康状况实在欠佳，他又被抬进稍暖和些的厨房，在倾斜的屋体里一直捱到第二年的春天。

昔日衣冠整齐、儒雅斯文的周作人，而今一身黑衣，唯一的“装饰”是身上那根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他在红卫兵的抽打中痛苦的呻吟，加之病痛的折磨，最后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家中菜刀被没收，连饭都没法做。红卫兵嘱咐店家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用玉米糊糊就着酱豆腐坚持了一年，病容越来越重。

1967年5月6日，家人发现周作人以一个不自然的姿势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家人上前察看，一摸才发现，周作人的身体已经凉透了。——他是猝然去世的，一只脚甚至都没来及穿上鞋。

他的骨灰没能保存下来，但历史上对他评述却被一一记录。

他是“文化汉奸”，可同时也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文学造诣得到一致认可；他始终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胸中的爱国情怀更近于“乡土爱”，在那个时代显得那么容易动摇。

他可恨，接受了伪职，但也是个可怜又荒唐的人，曾想救国，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周作人既担不起“大奸大恶”四个字，也担不起“理直气壮”四个字。他的命运就和他身上那种违背时宜的闲适一样，最后只会被冲击胁迫成闭户消沉。

他生错了时代，绝做不了民族的脊梁；若是太平盛世，或许，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触碰他文字中的血与肉：↓↓↓↓↓↓↓↓

文|闻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