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的爲人和容貌態度十分溫和，是一種陰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臉色，貴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細細的眼睛，說話時低着頭不看對方的樣子,非常流暢的、發音準確地道的日語,以及安詳的、低聲緩慢的說話方式。”

這段話出自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筆下。初讀之，我們腦海中浮現的是一位面容秀而柔，耐心溫和的男子形象。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位“周氏”的“周”，與大先生魯迅（即周樹人）的“周”乃是一筆寫成。

周樹人之筆辛辣諷刺，而周作人之筆沖淡平和。這位從小就追隨着長兄四海漂泊的作家，是如何養出與魯迅截然相反的性子的呢？

01一、外柔內剛，鐵之溫雅

1885年，清王朝已是氣數將盡。在這一年的冬天，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紹興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壽，寄託着家人希望他長命百歲的願望。

三味書屋不僅是魯迅的童年回憶，這間有些年頭的私塾書屋同樣是周作人兒時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裏，他和哥哥一起接受着傳統的漢文化教育，聽着先生講四書五經，滿口的“之乎者也”。

舊文化對周作人的薰陶一直到他十六歲那年。1901年，中國掀起一陣新學風潮，摒棄舊文化、接受新思想。周作人進入了江南水師學堂學習，在輪機專業學習了六年之久。之後的三年他又在海軍管理方面進修，直至畢業。

周作人天資聰慧，開蒙又早。在十五六歲的少年多半還是孩子心性的時候，他已經有了相當的主見，自己根據“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從“魁壽”易名爲“作人”。二十歲那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官費留學生，和哥哥一起遠赴日本學習。

官費留學生的補貼實在是少得可憐，儘管兄弟二人相互扶持，但日子過得依舊艱難。他前往日本的初衷是學習土木工程，然而掙錢餬口卻依靠的是兩人翻譯外國文學的能力。

周作人本就精通古文，在江南水師學堂數年的學習期間，學校全英文教材的使用給他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1906年到達日本後，他先是補習日語，而後進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能熟練運用四門語言。他展現出對世界語言的濃厚興趣，曾經想學習俄語和法語，但被魯迅勸阻——只因“不能變米肉也”。

西文的譯稿，一千個字才兩元錢。並且這一千之數全是實數，是不包含標點符號在內的。兩人想要改善生活，再買些文學書，只能用課餘時間不停翻譯。以《域外小說集》爲代表，他們翻譯的主流是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然而銷量並不好，初版只賣出了二十多本。

周作人性格中的閒散並沒有被生活的清苦磨去，反而以一種更爲消極的態度展現。長兄魯迅時常催促周作人譯書，而後者只是沉默着無作爲。魯迅氣極，一日竟揮拳相向，幸而被友人勸住，纔沒有使周作人受傷。

周作人的這種性格，常被人評爲“鬥爭性不強”。然而以後世的眼光觀之，也可理解爲一種別樣的氣度：像是冷酷的謙和，又像是禮貌的離間。

他的弟子評價他“溫良恭儉”，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說“我覺得人之相互理解是至難”。

既然相互理解是如此困難，那麼不如收斂情感。就連魯迅都不能理解弟弟的所做作爲——即使孩子在旁哭泣，周作人都能置若罔聞地繼續看書，這是魯迅自己所做不到的。

這樣的性情在他人看來是一種冷漠，甚至是一種糊塗。周作人家中的傭人曾經偷運主人家的糧食，甚至謊報匯率變相偷錢。被周作人發現之後，他委婉地提出讓保姆另尋高就，而傭人突然一把跪倒。周作人大驚，立刻扶起傭人道：“剛纔的話算沒說，不要在意。”

這樣的舉動可謂是軟弱至極，可是他與親兄弟的決裂、登報表明和弟子斷絕關係等事，一樁樁一件件地提醒我們：他並非是一個單純軟弱的麪人兒。

02二、留守北大，禍不單行

1911年，周作人從日本歸國。他先是在浙江第五高級中學教授了四年英文，而後出任了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授，教授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後來還創辦了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並出任首任系主任。

今人提起周作人，不熟悉者的第一個念頭大多是“這是魯迅的弟弟”。而在當年，情況正相反。在魯迅剛剛成爲講師的時候，周作人已然是一位教授。《狂人日記》出版的時候，別人都說：“作者是周作人的哥哥。”

在相對和平的年代裏，周作人的事業發展總體還算順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發表了大量的散文和白話詩，同時繼續着翻譯工作。可是當抗日戰爭的戰火燒到北平時，這位太平文人的如意生活也就走到了盡頭。

東方語言文學系被迫停辦，周作人轉而參與社會活動。他先後參與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和《信仰自由宣言》的發表，又在女師大風潮中和魯迅、沈尹默、錢玄同等統一戰線，支持進步學生，重視信仰自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大學南遷，學生和教職工都撤離了北平。而周作人沒有選擇離開，他受校長蔣夢麟的委託，成爲了四位“留平教授”之一，負責保管校產，經濟來源以賣文和校方的生活津貼爲主。

周作人在給《宇宙風》主編寫信時，曾經談到自己對於這段留守北大的經歷的認知：“現只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請勿視留平諸人爲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爲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關心我們的人。”

不知算不算得一語成讖，周作人以留居匈奴十九年而不變節的蘇武相比，自己的選擇卻近於李陵。

1937年年底，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當局極力拉攏周作人出山，遭到拒絕。次年春末，日本方面在北平召開“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而周作人不僅出席了這次會議，還發表了親日的講話。

在此之前，周作人對日本及西方的奴役思想一直呈反對態度，所以他的此番作爲讓人難以理解。文化界抗敵協會立即向全國通電，指出應該將他“驅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文藝界的同人，無一不爲周作人惜，亦無一不以他爲恥。

周作人此番親日舉動，包含着對本國的失望。他對五四運動失望，對北伐戰爭失望：“我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這樣的思想，在他之後接受汪僞政府的任職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灣的家中被一名自稱是其學生的蒙面人開槍擊傷，車伕爲救他而身死。行動失敗，這位刺殺者的身份成了謎。一說是愛國學生的不忿之舉，一說是日本人對周作人的威脅。

從此三名警察局的偵緝隊員一直跟着他，使他失掉了自由。很快，受到震懾的周作人接受了僞北大圖書館館長之職，戴上了第一頂“文化漢奸”的帽子，從此越積越多。

據史料記載，1939年8月，周作人出任僞北大教授兼該僞校文學院院長，9月參加東亞文化協會文學部會議，成爲“東亞文化協會”成員；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兼僞教育總署督辦，並以督辦身份出訪日本。

次年5月，爲慶祝僞“滿洲帝國”十週年紀念，隨同汪精衛赴滿訪問，在新京長春同汪精衛拜會僞滿洲國傀儡政府主席溥儀。同月，前往南京，參加汪精衛六十大壽的慶祝活動。

曾經要求周作人立刻南下參加抗敵工作以明志的愛國文人對他徹底失望，看到他寫出的宣傳“東亞共榮”的文章更是痛心疾首。他們惋惜一位文豪的離開，也痛恨他的沉淪。

1945年9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的一個月，國民政府軍統局逮捕周作人。最高法院以“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

03三、蒼涼末歲，失爲命主

周作人在受審期間，對歷任的各僞職皆供認不諱，但是爲自己辯解他始終不曾破壞國家，只是迫不得已的苟全，既不貪污，又無惡跡。胡適和蔣夢麟也出聲爲他辯解，證實他確實是受前校長之命，留在北平保全校產。

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的申訴，但是認定周作人身負漢奸罪，不能免罪，只將14年的牢獄之災減爲十年。

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釋出來。同年7月，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長信，託學生董必武轉交，表明他擁護中國共產黨，並介紹了自己任僞職的經歷，申明自己是逼不得已，對日本人不過搪塞敷衍。

周恩來後來將這封信轉達給上級，上級的態度是寬大處理。於是在這一年的10月18日，周作人終於又回到了自己在北京八道灣的家中。

漂泊、留守、被捕、坐牢、逃亡……周作人走過坎坷崎嶇的路回到舊家，心情無比複雜。他重新拾起了寫日記的習慣，事無鉅細，全都用紙筆一一記錄。

最早他以鶴生、龍山等筆名，爲各大報紙供稿，幾乎是隔天就有他的文章登出，十年間供稿數量達上千篇。1960年起，他還時不時給香港的刊物寫些小文章。雖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他日記上諸如“得銀行港匯通知，計港幣三百，摺合一二八.一元”的收款記錄就是證明。

周作人“專政對象”的身份在數十年間一直未被除去，因而他不能以自己的本名發表文章。他申訴要恢復自己被褫奪的政治權利，但一直被駁回，還要求他不斷寫自傳和改造計劃。

這樣的情形下，周作人生活困難，更何況他每月還要爲母親和寡嫂寄去一定的生活費。除了朋友的接濟和寫稿所得之外，周作人只能以翻譯謀生。在六十四歲到八十一歲的17年間，他一共翻譯了四百萬字的作品，放在當時代是絕無僅有的。

老人周作人好像又回到了初至日本的青年時代。他拼命的翻譯，只不過是爲了將才學換成米麪。

這些年裏，他經歷了母親的逝世、妻子的死亡，困苦之中，皺紋爬上了他的臉龐。

然而這樣的貧寒生活也維持不了多久。1966年8月22日，小將上門，砸壞了周作人在北京八道灣家中供養的母親排位；8月23日，周作人留下了他這輩子最後一篇日記：“晴，廿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爲寄耀辰信”；8月24日，一羣紅衛兵衝進了周家，大聲宣佈對周作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紅衛兵將他從屋子裏拽出，把他的臥室、書房、廳堂都翻了個底朝天。他使用多年的竹牀成了碎片，一部分竹架倚在牆上。而周作人側身臥在屋前的地上，倔強地用胳膊肘撐着上身，苦苦掙扎。

一天，兩天，三天。周作人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他的兒媳向紅衛兵求情，希望能讓他進屋“接受專政”。紅衛兵先不鬆口，後來爲了防止周作人過早地死掉，難以交代，才勉強同意周作人被抬進浴室。

那是一間帶着日式風格的浴室，配有一個狹小的更衣臺。兒媳替他搭上簡易的木板，他就在這裏待到秋冬，寒冷與潮溼如鋼針般往他的骨頭縫裏扎。後來由於健康狀況實在欠佳，他又被抬進稍暖和些的廚房，在傾斜的屋體裏一直捱到第二年的春天。

昔日衣冠整齊、儒雅斯文的周作人，而今一身黑衣，唯一的“裝飾”是身上那根寫着他名字的白布條。他在紅衛兵的抽打中痛苦的呻吟，加之病痛的折磨，最後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了。

家中菜刀被沒收，連飯都沒法做。紅衛兵囑咐店家只許賣給周家粗糧。周作人用玉米糊糊就着醬豆腐堅持了一年，病容越來越重。

1967年5月6日，家人發現周作人以一個不自然的姿勢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家人上前察看，一摸才發現，周作人的身體已經涼透了。——他是猝然去世的，一隻腳甚至都沒來及穿上鞋。

他的骨灰沒能保存下來，但歷史上對他評述卻被一一記錄。

他是“文化漢奸”，可同時也是“中國最好的散文家”，文學造詣得到一致認可；他始終不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胸中的愛國情懷更近於“鄉土愛”，在那個時代顯得那麼容易動搖。

他可恨，接受了僞職，但也是個可憐又荒唐的人，曾想救國，卻連自己都救不了。

周作人既擔不起“大奸大惡”四個字，也擔不起“理直氣壯”四個字。他的命運就和他身上那種違背時宜的閒適一樣，最後只會被衝擊脅迫成閉戶消沉。

他生錯了時代，絕做不了民族的脊樑；若是太平盛世，或許，會有更多的人願意觸碰他文字中的血與肉：↓↓↓↓↓↓↓↓

文|聞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