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承繼明朝之中央集權，又基本延續了明朝創立的諸多典章制度，因此，明、清兩朝常常被後世拿來對比。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同樣作爲封建社會的兩個朝代，明、清兩朝在後世的評價中卻不盡相同，對明朝的印象多認同熬英所言：“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對明朝推崇備至，而對明朝存在的一些弊端則往往選擇性忽視。

而對於清朝的印象則通常集中在兩點：入關之初的屠城和晚清的割地賠款，內心充斥着鄙視和厭惡。當然，後世對明清兩朝的印象和評價多多少少要帶一點主觀因素在內，畢竟，這兩個朝代距我們生活的時代較遠，我們對它們的認知主要停留在史書記載和文學影視劇的渲染。

所以，究竟是留戀還是厭惡，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王朝覆滅後的遺民，他們是這個王朝的親歷者。

說起遺民，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幾乎家喻戶曉的口號“反清復明”。每一個朝代覆滅後，總會不乏忠於這個政權的遺民試圖利用手中的資源來複興這個王朝，直至新王朝的統治徹底穩固後，復辟運動纔會消失於歷史長河中。

但明朝卻是個例外，“反清復明”這個口號從清軍入關一直喊到了辛亥革命爆發，持續時間長達270餘年，世所罕見。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組記載：

康熙元年，南明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榔被擒殺。十一年後，吳三桂起兵造反，自稱“興明討虜大將軍”，推奉朱三太子恭登大寶。同年，楊起隆自稱朱三太子在京師起事。

康熙十七年，福建民蔡寅自稱朱三太子，糾衆數萬，克泉州，犯漳州，屢戰皆勝。

康熙四十六年，一念和尚借朱三太子名義反清，建號“大明天德”。

康熙六十年，臺灣民朱一貴自稱“中興王下大元帥”反清復明。

雍正六年、七年，浙江、山東先後出現百姓託名朱明後裔抗清。

雍正八年、十年，四川、廣東百姓打出“朱四太子”旗號反清。

乾隆朝，牛八教（隱喻朱）首領以勝朝嫡裔名號反清，持續數十年。白蓮教鹿邑人王發生亦詭稱明裔朱姓造反。

嘉慶十八年，李文成自號“大明天順李真主”（大明天順暗喻復辟成功的明英宗）在大內太監引領下自東華門、西華門攻入紫禁城。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僞稱“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以恢復明室爲志，發動了規模宏大的太平天國運動。

咸豐三年，閩南人黃威自稱“漢大明統兵大元帥”，佈告反清。同年，上海小刀會首領劉麗川以“大明國統理政教天下招討大元帥”佈告天下：韃夷當滅，明覆當興。

光緒二十八年，洪全福印製《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討清告示》，在廣州起事。

宣統三年，鄂軍朱濱偕自稱朱洪武之後，自立爲王，起兵反清。同年，辛亥革命爆發。

可以說，“反清復明”這個口號直到清王朝覆滅才畫上句號。那些打着“復明”旗號反清的人，或許內心並不一定真的是想復辟明朝（比如吳三桂、洪秀全），但諸多起兵造反的梟雄在起義之初打出“反清復明”旗號，恰恰表明“明朝”在當時依然有着廣泛的認同基礎。

相比之下，清朝的復辟運動就顯得單薄的多。

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覆滅。同年春，愛新覺羅·溥偉在青島聯合清室遺民圖謀策劃滿蒙獨立，建立“北清帝國”。

1917年，張勳利用民國府院之爭帶兵入京，擁溥儀復辟，但僅維持了12天。

1932年，日本扶持溥儀在東北建立僞滿洲國，但這個政權實爲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權，並非清朝的復辟。

那麼時人對“反民復清”究竟持怎樣一個態度呢？清朝秀才出身的吳佩孚所言或許有一定的代表性。康有爲在極力鼓吹清帝復辟時，曾特意致函吳佩孚，勸其助力還政於清，但吳佩孚的回答是：“金石不渝，曲高無和必亦”，予以拒絕。

晚年的溥儀在回憶當年的復辟活動時，曾感慨地寫下這樣一段話：“吳佩孚曾上書向我稱臣，張作霖曾向我磕過頭，段祺瑞主動地請我和他見過面，但這些遺民刻意的親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向我要錢”，換言之，沒有人會真的願意復辟清朝。

那麼相比“反清復明”，“反民復清”運動爲何如此遭人嫌呢？除了共和體制已經深入人心這個客觀因素外，香港一項研究還揭祕了一個冷門原因。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在對中國精英出身進行大數據統計後得出：

寒門子弟在清代進士中的比例要明顯低於明朝，晚清出身寒門的進士只佔全體進士的10%左右，佔貢生和舉人的20%，而絕大多數的功名由官員子弟掌控。如：1865—1905年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

這裏我需要額外補充兩條數據，有明一代共取進士24595人，而清朝則共取進士26849人，二者數據接近，所以無論是比例還是絕對數都有可比性。

衆所周知，科舉制自隋朝創立以後，徹底打破了門閥豪族對上層的壟斷，使得普通寒門子弟也能夠通過自身努力躋身精英行列，而廣大中下層人士對政權的參與度，又代表着對政權的支持度。

明、清寒門士子比例差異，是“反清復明”影響力勝過“反民復清”的冷門原因。那麼同樣是科舉取士，爲什麼清朝會出現功名由官員子弟掌控的情況呢？

明朝在頒佈的《科舉成式》中曾規定：“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與選，惟吏胥不許應試”，明朝的科舉將倡優、差役小吏排除在外，同時也限制了宗室出身的進士授官。萬曆朝大學士申時行曾言：“國朝科舉定製，原不分孤寒與仕宦”。

清朝建立後，因爲有旗人這個特殊羣體存在，所以定下了“滿不點元”、“旗人不佔鼎甲”的規定。但在實施時，卻有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三代以上無人中舉則不得參加科舉，謂“冷籍”。

正是此類無形的規矩，使得科舉登科的大門向寒門士子越開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