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4年的拍摄时间、250多小时的影片素材、1年零8个月的后期剪辑……使得这部纪录片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院线影片的独特气质，然而如果你热爱生活、相信真情，就会发现任何对这部纪录片的夸赞都实至名归。

一、对生活的真诚凝视：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众多优秀的电影导演如伊文思、安东尼奥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小川绅介都曾强调在影片创作实践中对生命的凝视和倾听的重要性，只有用心灵去观察生活、摒弃虚伪空洞的陈词滥调才能拍摄出真正的艺术影像。

《四个春天》无疑就是一部用真诚的眼睛去凝视故乡的人和风景的影片，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才使得影片可以透过深情质朴的镜头捕捉到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和自然风物的美好变幻。

（一）切近平视的拍摄视角和客观的人间观察

由于是拍摄自己的父母和熟悉的故乡，《四个春天》获得了纪录片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拍摄视角，儿子目光的深情凝视使得观众可以最近距离地走近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得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镜头前毫无压力，自由本真地呈现原初的生活状态。

深情切近的拍摄姿态使得影片成功捕捉到了一家人四年间在小镇生活中的无数美好细节和暖心时刻。摄影机镜头自由欢快地游走在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和故乡小镇的和谐温情被真诚的创作者如实地记录在这份家庭影像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并没有因为是拍摄熟悉的家人和生活就过多地介入自己的个人感受。相反，导演选择了冷静节制的影像处理方式，通过如实还原生活中的自然片段给观者留下由自己经验去填补的感受空间。因此，在《四个春天》里很少看到人物的特写镜头和刻意的情感渲染，即使在后半段姐姐去世的悲伤段落，导演也依然选择使用中近景镜头去记录一家人生离死别的痛心时刻。

（二）深情质朴镜头下的坚韧生命力量

导演陆庆屹对父母最崇敬的地方就是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种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却依然“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在《四个春天》中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一家人贯穿全片的歌声，大家时常会在饭桌旁、山间小路上随时哼唱起欢乐的山歌，擅长各种乐器的父亲更是常与母亲在庭院里开心地合奏。

音乐的力量不仅带给父母一个个明媚的春天也支撑一家人最终走过了姐姐患病、离世的艰难时光，两位老人并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所击垮，春天燕子归来时我们再次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天台上的花次第盛开，一家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歌声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可爱的院落里。

“坚韧而温柔的人，会对生活怀有感恩之心。”在陆庆屹深情质朴的镜头下，父母丰裕的生命力量被一点一滴地汇聚起来，最终形成了整部影片宝贵的精神气质。陆庆屹曾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影片中的“诗意”既体现在导演父母对生活、子女、艺术和自然的热爱上，更存在于人们在面对生命易逝和人生苦厄后依然能够继续乐观坚强地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中。

（三）时间、空间作为重要角色

除了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在《四个春天》中另一类重要的角色便是时间和空间。片名“四个春天”就简明地点出了影片所记录的时间切片，全片的整体叙事结构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在这四个不同春日光景中发生的故事。大地回春、柳树新枝、刺梨发芽、燕子归来、万物生长等季节轮回中的风物变幻成为了影片的重点呈现对象，在这四年间的时光流变中出现了众多反复重复的日常场景，人与时间的关系及对自然变化的依恋便无声地通过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四个春天》还使用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的“观物取象”和“赋比兴”手法来进行主题表达和电影剪辑，如姐姐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场以及孩子们过年归家的场景便与春日燕子归巢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几次“燕子归巢”与“游子返乡”不仅是串联起故乡“四个春天”的重要时间符号，也是形象表述和有效承载子女与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情感元素。

此外，位于黔南地区的故乡小镇独山也是作者镜头的深情凝视对象。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曾写道：“一部成功的电影，风景的质感必须要能够让人充满回忆和诗意联想。”在《四个春天》中，家中小院的天井、故乡的野山和平静的水塘等场景多次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出现在影片中，美丽家乡的自然风光不仅倾注着导演对这片土地和风景的情感，更是感染观众、唤起人们对故乡思念的重要因素。

将时间和空间作为重要角色，使得《四个春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回归现象学叙事的纪录片，它通过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让影像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质感，并与影片热爱自然和生命的主题完美地实现了契合。

二、现代性语境下的心灵救赎

《四个春天》对父母生活和故乡风物的本真呈现让观众暂时忘却了现代都市里的喧嚣生活，获得了一种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难得生命体验。

在这个世界里，父亲、母亲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乐在其中，劳动不再是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生存手段，而是重新成为了目的和自由、幸福的显现。燕子是“四个春天”接连到访故乡小镇的使者，使用机械钟表和数字计量时间和季节的现代方式被影片摒弃，让生命回归到了久违的自然节奏和律动之中。

因此影片能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情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成功用记录影像的方式暂时缓解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心灵危机。

海德格尔曾说，“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在这个“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的由众多无生命部分组成的机械生活世界里，人类被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了冰冷机器上一个断片。对于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现代人的这种巨大矛盾困境，海德格尔寄希望于精神“还乡”，席勒则主张回到“审美的王国”实现心灵救赎，在那里人类摆脱了一切束缚，从各种物质和精神压力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了遭到近代文化和技术时代割裂的人性的完整和自由。

此外，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被人为建构和操控的虚构影像，记录影像复制现实的独特能力也被格里尔逊、安德烈·巴赞、克拉考尔等众多电影理论家视为“对现代性中人类状况的一种深刻救赎”。通过复归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所言的“辛辣，珍贵和具体”的事物直接经验，纪录片得以通过拍摄具体的“生活世界”而与被重新编码的拼贴、虚假的后现代拟像和媒介景观实现了成功的对抗。

因此，《四个春天》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重返自然规律的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纯洁本真的人性、充满爱的人际关系的温暖呈现，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完整性”和“无限的潜能”，而父亲、母亲对艺术的挚爱更是让异化、分裂的现代人重新通向自由之境，进入审美王国，并实现了内在统一。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极具象征意味，同时也是蕴含着导演最深切情感和奠定影片整体基调之处。姐姐死后，去山上的墓地陪伴女儿成为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女儿的坟边种上了土豆、辣椒等作物，让曾经荒芜哀伤的空旷之地开始出现了勃勃的绿色生机。在第四个春天的细雨中父亲、母亲撑着伞望向远山，再次携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同一个镜头画面中“生”与“死”两种视觉元素对比强烈地并置其中，在一个原本象征着死亡的空间场景中我们却被画面右边两位老人的身影所深深感染：在时光流逝的生命残酷中父亲和母亲互相扶持一路走过，他们维持着自己生命的尊严，并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在《四个春天》娓娓道来的影像叙事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影片结尾以一组家庭影像日记的快速蒙太奇剪辑记述了父母的最新生活，他们快乐地在天台上吹着蒲公英、演奏起新的乐器……歌声再次回旋荡漾在故乡充满希望的春天里，歌颂着幸福的时光。

栏目编辑 |陈晓涵 责任编辑 | 李婉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