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導演的第一部作品、4年的拍攝時間、250多小時的影片素材、1年零8個月的後期剪輯……使得這部紀錄片呈現出完全不同於其他院線影片的獨特氣質，然而如果你熱愛生活、相信真情，就會發現任何對這部紀錄片的誇讚都實至名歸。

一、對生活的真誠凝視：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詩意”

衆多優秀的電影導演如伊文思、安東尼奧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小川紳介都曾強調在影片創作實踐中對生命的凝視和傾聽的重要性，只有用心靈去觀察生活、摒棄虛僞空洞的陳詞濫調才能拍攝出真正的藝術影像。

《四個春天》無疑就是一部用真誠的眼睛去凝視故鄉的人和風景的影片，正是由於這樣的創作理念，才使得影片可以透過深情質樸的鏡頭捕捉到個體生命的生動氣韻和自然風物的美好變幻。

（一）切近平視的拍攝視角和客觀的人間觀察

由於是拍攝自己的父母和熟悉的故鄉，《四個春天》獲得了紀錄片創作中最難能可貴的拍攝視角，兒子目光的深情凝視使得觀衆可以最近距離地走近兩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而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也使得導演陸慶屹的父母在鏡頭前毫無壓力，自由本真地呈現原初的生活狀態。

深情切近的拍攝姿態使得影片成功捕捉到了一家人四年間在小鎮生活中的無數美好細節和暖心時刻。攝影機鏡頭自由歡快地遊走在這個充滿愛的小院裏，兩位老人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和故鄉小鎮的和諧溫情被真誠的創作者如實地記錄在這份家庭影像上。

更難能可貴的是，導演並沒有因爲是拍攝熟悉的家人和生活就過多地介入自己的個人感受。相反，導演選擇了冷靜節制的影像處理方式，通過如實還原生活中的自然片段給觀者留下由自己經驗去填補的感受空間。因此，在《四個春天》裏很少看到人物的特寫鏡頭和刻意的情感渲染，即使在後半段姐姐去世的悲傷段落，導演也依然選擇使用中近景鏡頭去記錄一家人生離死別的痛心時刻。

（二）深情質樸鏡頭下的堅韌生命力量

導演陸慶屹對父母最崇敬的地方就是兩位老人對待生活的樂觀態度。那種面對各種生活困境卻依然“強韌，又柔軟的精神力量”，在《四個春天》中最顯著的體現便是一家人貫穿全片的歌聲，大家時常會在飯桌旁、山間小路上隨時哼唱起歡樂的山歌，擅長各種樂器的父親更是常與母親在庭院裏開心地合奏。

音樂的力量不僅帶給父母一個個明媚的春天也支撐一家人最終走過了姐姐患病、離世的艱難時光，兩位老人並沒有被生活的苦難所擊垮，春天燕子歸來時我們再次在父親的臉上看到了久違的笑容。天台上的花次第盛開，一家人重新恢復了往日的生機，歌聲又開始出現在這個可愛的院落裏。

“堅韌而溫柔的人，會對生活懷有感恩之心。”在陸慶屹深情質樸的鏡頭下，父母豐裕的生命力量被一點一滴地匯聚起來，最終形成了整部影片寶貴的精神氣質。陸慶屹曾說：“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詩意。”影片中的“詩意”既體現在導演父母對生活、子女、藝術和自然的熱愛上，更存在於人們在面對生命易逝和人生苦厄後依然能夠繼續樂觀堅強地積極面對生活的態度中。

（三）時間、空間作爲重要角色

除了生動可愛的人物形象，在《四個春天》中另一類重要的角色便是時間和空間。片名“四個春天”就簡明地點出了影片所記錄的時間切片，全片的整體敘事結構按照時間順序講述在這四個不同春日光景中發生的故事。大地回春、柳樹新枝、刺梨發芽、燕子歸來、萬物生長等季節輪迴中的風物變幻成爲了影片的重點呈現對象，在這四年間的時光流變中出現了衆多反覆重複的日常場景，人與時間的關係及對自然變化的依戀便無聲地通過鏡頭語言表達出來。

《四個春天》還使用了中國古典美學傳統中的“觀物取象”和“賦比興”手法來進行主題表達和電影剪輯，如姐姐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場以及孩子們過年歸家的場景便與春日燕子歸巢的鏡頭剪輯在一起。幾次“燕子歸巢”與“遊子返鄉”不僅是串聯起故鄉“四個春天”的重要時間符號，也是形象表述和有效承載子女與父母之間親密關係的情感元素。

此外，位於黔南地區的故鄉小鎮獨山也是作者鏡頭的深情凝視對象。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中曾寫道：“一部成功的電影，風景的質感必須要能夠讓人充滿回憶和詩意聯想。”在《四個春天》中，家中小院的天井、故鄉的野山和平靜的水塘等場景多次作爲人物活動的重要空間出現在影片中，美麗家鄉的自然風光不僅傾注着導演對這片土地和風景的情感，更是感染觀衆、喚起人們對故鄉思念的重要因素。

將時間和空間作爲重要角色，使得《四個春天》在某種意義上成爲了一種迴歸現象學敘事的紀錄片，它通過仰觀俯察的觀物方式讓影像呈現出一種本真的生命質感，並與影片熱愛自然和生命的主題完美地實現了契合。

二、現代性語境下的心靈救贖

《四個春天》對父母生活和故鄉風物的本真呈現讓觀衆暫時忘卻了現代都市裏的喧囂生活，獲得了一種人與世界和諧統一的難得生命體驗。

在這個世界裏，父親、母親過着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並樂在其中，勞動不再是現代社會使人異化的生存手段，而是重新成爲了目的和自由、幸福的顯現。燕子是“四個春天”接連到訪故鄉小鎮的使者，使用機械鐘錶和數字計量時間和季節的現代方式被影片摒棄，讓生命迴歸到了久違的自然節奏和律動之中。

因此影片能夠在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喚起人們強烈的情感共情的主要原因無疑在於成功用記錄影像的方式暫時緩解了現代性語境下人類的心靈危機。

海德格爾曾說，“都市社會面臨着墮入一種毀滅性的錯誤的危險。”在這個“欣賞和勞動脫節，手段與目的脫節，努力與報酬脫節”（《審美教育書簡》席勒）的由衆多無生命部分組成的機械生活世界裏，人類被永遠束縛在整體中一個孤零零的斷片上，每個人都把自己變成了冰冷機器上一個斷片。對於處於無“家”可歸狀態的現代人的這種巨大矛盾困境，海德格爾寄希望於精神“還鄉”，席勒則主張回到“審美的王國”實現心靈救贖，在那裏人類擺脫了一切束縛，從各種物質和精神壓力中解放出來，並恢復了遭到近代文化和技術時代割裂的人性的完整和自由。

此外，不同於其他類型影片被人爲建構和操控的虛構影像，記錄影像複製現實的獨特能力也被格里爾遜、安德烈·巴贊、克拉考爾等衆多電影理論家視爲“對現代性中人類狀況的一種深刻救贖”。通過復歸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所言的“辛辣，珍貴和具體”的事物直接經驗，紀錄片得以通過拍攝具體的“生活世界”而與被重新編碼的拼貼、虛假的後現代擬像和媒介景觀實現了成功的對抗。

因此，《四個春天》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及重返自然規律的鄉村生活的真實記錄，對於純潔本真的人性、充滿愛的人際關係的溫暖呈現，讓人們重新看到了一種“完整性”和“無限的潛能”，而父親、母親對藝術的摯愛更是讓異化、分裂的現代人重新通向自由之境，進入審美王國，並實現了內在統一。

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極具象徵意味，同時也是蘊含着導演最深切情感和奠定影片整體基調之處。姐姐死後，去山上的墓地陪伴女兒成爲了老兩口的日常生活，他們在女兒的墳邊種上了土豆、辣椒等作物，讓曾經荒蕪哀傷的空曠之地開始出現了勃勃的綠色生機。在第四個春天的細雨中父親、母親撐着傘望向遠山，再次攜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青年友誼圓舞曲》。

同一個鏡頭畫面中“生”與“死”兩種視覺元素對比強烈地並置其中，在一個原本象徵着死亡的空間場景中我們卻被畫面右邊兩位老人的身影所深深感染：在時光流逝的生命殘酷中父親和母親互相扶持一路走過，他們維持着自己生命的尊嚴，並始終保有向上的力量。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繫辭上》）的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也在《四個春天》娓娓道來的影像敘事中得到了最終的體現，影片結尾以一組家庭影像日記的快速蒙太奇剪輯記述了父母的最新生活，他們快樂地在天台上吹着蒲公英、演奏起新的樂器……歌聲再次迴旋盪漾在故鄉充滿希望的春天裏，歌頌着幸福的時光。

欄目編輯 |陳曉涵 責任編輯 | 李婉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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