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侵指控“反轉”之後我該相信誰？

原標題：當性侵指控“反轉”之後，我該相信誰？

性侵指控中的反轉尤其受關注。當網友發出因爲“羅冠軍事件”不再相信此類控訴之時，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一些關於“反轉”的陳詞濫調。反轉意味着可能更全面的“事實”，但是“等反轉”的心態卻可能使人通往冷漠之地。

文/劉亞光編輯西西董牧孜校對趙琳

一個熱點事件經歷一次甚至數次“反轉”——我們大概已經對此習以爲常了。反轉意味着不同聲音、不同“事實”的出現。如果把“事實”視作一個過程，你關注新聞，幾乎繞不過反轉。過去，人們常說新聞報道的反轉，而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訴求也同樣可能反轉。

在這其中，性侵指控中的反轉尤其受關注。自今年“羅冠軍事件”（目前的說法認爲存在“反轉”，而舉證的困難使事件也可能不斷陷入“羅生門”）發生後，在最近幾起性侵指控中，許多網友都會議論起是否會發生反轉。確實，這是一類極爲特殊的反轉。性侵或性騷擾事件難以舉證，司法舉證難，在網上要表述的更難，後者經常是可斷章取義的聊天記錄、衣物照片。這讓受害者指控、維護權利更加艱難，同時也可能讓人藉此誇大或創造一些本來不存在的事實。

反轉當然不是一個新話題，這個詞能否恰當地表述問題也值得商榷。然而，當社交媒體、性侵或性騷擾和反轉結合在一起之時，當網友發出因爲“羅冠軍事件”不再相信此類控訴之時，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一些關於“反轉”的陳詞濫調。反轉意味着可能更全面的“事實”，但是“等反轉”的心態卻可能使人通往冷漠之地。

撲朔迷離的“黑箱”

近些年來，大家耳熟能詳的發生過反轉的新聞並不罕見，諸如“上海女逃離江西農村”事件、“羅一笑”事件、“廣州小學生血衣”事件等等，都曾經引發過大規模的討論。類似上述與性侵相關的新聞，由於常常能夠激發起大規模的憤慨，因而當其發生反轉時，引發的輿論震盪往往顯得格外突出。

同時，正如伊藤詩織在《黑箱》中所描述的那樣，由於案發環境具有高度的隱祕性，即使通過法律途徑，性侵案件的舉證依舊十分艱難。這使得當舉證的場景移動到網絡上，真正的受害者在作出類似的性侵指控將面臨諸多的懷疑，蓄意誣告者也擁有足夠的空間挾持輿論與誣告目標之間進行博弈。因此，有關性侵的新聞常常發生反轉。

▲記錄伊藤詩織事件的紀錄片《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2018）畫面。

許多學者都曾討論過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反轉成因，這些研究中普遍會提到新聞反轉與新媒體環境下信息過載之間的關聯。媒體爲了迎合越來越快的資訊流通速度而忙中出錯、疏於審覈，信息的受衆由於在應接不暇的信息流面前不假思索地轉發等等，這些導致新聞反轉頻發的原因已經並不爲我們所陌生。

而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體的特性已經越來越成爲性侵新聞反轉頻發的重要影響因素。不難發現，類似羅冠軍事件——當下我們面對的許多發生反轉的新聞，原新聞和發生反轉的新聞往往都是第一時間通過社交媒體而非某個媒體機構發佈。有學者就對2014-2020年典型的新聞反轉事件進行的實證研究顯示，當事人或網友通過微博、微信等平臺爆料的事件佔比最多。

在《真相：信息超載時代我們該相信什麼》一書中，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同樣談及信息超載對於我們準確認知真相的挑戰。

兩位作者認爲，在這個每個人都是一個傳播節點的時代，面對洶湧的信息流，我們大多數時候在第一時間並非是依靠專業媒體的把關人而是依靠我們自己對何謂“真相”給出判斷。他們在書中列舉出了一些可以嘗試的方法，首當其衝的是“識別你碰到的是什麼內容”，是專業機構生產的強調語境和準確的傳統“確證式新聞”，還是爲了實現某一政治或商業目的的“肯定式新聞”、“利益集團式新聞”。

然而，這個分類建立在信息是由某個“組織”發佈的基礎之上——可能是新聞機構、門戶網站或是特定的企業。但對於Facebook、微博、微信等等新近湧現的社交媒體中傳播的信息，進行這種信息背景、意圖的識別往往會更爲困難。兩人也剛好提到，這些社交媒體中發佈的“新聞混合了以上幾種類型”，需要酌情判斷。

當我們在微博上刷到有關性侵的指控時，往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段文字表述，可能還會附上一些來自私人對話記錄中的截圖，或是鏡頭搖晃的短視頻。

一方面，發佈信息的當事人各類背景及意圖都變得比機構更難識別，作爲非新聞工作者的個人更遑論去了解當事人遭遇背後完整的情景。

另一方面，由於此類的新聞爆料舉出的證據與當事人的私人空間信息相關，比如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雙方對峙的郵件、短信記錄，有時也會是通話錄音，這些都滿足了公衆的窺私慾，使得虛假的信息伴隨着積極的轉發而快速傳播變得更加輕易。甚至即使當新的“競爭事實”出現時，由於其同樣越來越多來自社交媒體，我們有時依然難以獲得原事實“徹底被打臉”的確定感，反倒深陷於不知到底哪方是真相的“羅生門”之中。

社交媒體的環境不僅給頻繁新聞反轉提供了土壤，同時也可能強化新聞反轉所造成的傷害。如今“社會性死亡”已成爲一個熱詞，在豆瓣小組中，它更多被用來自嘲找樂子，指涉的往往是“公共場合在情侶面前摔了一跤”這些有點小難堪的場景。然而在社交媒體環境下的新聞反轉——尤其是在性侵指控這樣敏感的事件中——遭到指控的當事人卻可能遭遇社交支持的徹底崩塌。

在發生反轉的羅冠軍事件中，由於羅受到的強姦指控長文中包含許多具體而“令人髮指”的情節，例如指控者提及羅冠軍強暴並羞辱、玩弄導致其懷孕流產，除此之外指控者還稱羅嫖娼，並強姦另一個女生等，羅冠軍受到全網謾罵，本人的隱私信息被曝光，家人和同學都受到牽連——不過針對羅冠軍的指控是否確實不存在仍然沒有最終定論。正如學者王佳鵬指出，“羞恥”是公共輿論傳播中的核心情感，經由“羞恥”演化出的“義憤”感也蘊藏着巨大的非理性力量。雖然羅冠軍事件的真實細節對旁觀者來講可能依然難以確認，但社交媒體的特性無疑爲人與人之間尋找到同類情感和觀點的人提供了更便利的聯結，使得這股力量具有更爲強大的破壞力。在事實到來之前，傷害可能已經開始。

尋求理性與情感的平衡

即使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衆”說被認爲漏洞百出，喬恩·羅森依然在《千夫所指》一書中指出勒龐的學說正在社交媒體的時代“借屍還魂”。在勒龐眼中，與理性相對立，羣體激昂的情緒是極爲危險的事物。而在“反轉易出現，出現易傷害”的現實圖景面前，面對頻頻出現的性侵指控新聞，似乎“共情”同樣成爲了一件值得打上問號的舉動：如果事實很容易被顛覆，我們與一個虛假的受害者共情豈非毫無意義？如果錯誤的信息很容易引發網絡暴力，我們強烈的共情是否會淪爲幫兇？

這種“共情”在當下的網絡輿論中遭遇的質疑與污名化，很可能是社交媒體環境下頻繁發生的新聞反轉帶來的更值得警惕的威脅。在一些性侵指控出現反轉跡象後，知乎、微博都有相關話題開始熱議各類新聞反轉現象，其中“不再相信任何受害者”、“狀告他人性侵者越來越應該被警惕”的說法屢次被提及。亦有網友指出，這類事件已經讓他們對性侵受害者的信任越來越低，也越來越對此類事件投入感情然後被欺騙感到厭倦。

在《新聞的騷動》中，阿蘭·德波頓曾經如此形容人們看新聞時的心態：“一場饑荒，一座洪水淹沒的小鎮，一個在逃的連環殺手，一屆下臺的政府，某經濟學家對明年救濟人口的預測——這樣的外界騷動也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好以此換取內心的平靜。”這個頗帶調侃的描寫將人們與新聞的關係刻畫成了觀衆與舞臺的關係，而這一關係正在當下上演：性侵新聞發生之後，它被預期爲一場真相不明、等待反轉的鬧劇，而非一次值得投入精力和感情去關注的公共事件。在不再扮演一個義憤填膺的共情者之後，許多人也在逐漸選擇成爲一個冷眼旁觀或是消費“新聞反轉劇”的看客。

然而，在很多時候，這種面對頻頻反轉的性侵新聞的“漠然”與“理性”和“審慎”往往是界限模糊的，這也是面對類似事件採取“理中客”的態度同樣在當下遭遇許多詬病的原因。誠然，類似性侵這樣的事件往往發生於“黑箱”一般的環境中，對於指控方和被指控方來說都存在舉證困難的問題。這一方面使得證據造假、新聞發生反轉的風險提高，另一方面卻也意味着受害者往往缺乏輿論之外足夠有力的途徑尋求正義——尤其是在這類案件往往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景下。

此時，通過輿論激發公衆情感並吸引關注，往往會讓切實受到性侵傷害的人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和心理上的慰藉。選擇不介入對受害者的聲援，以審慎的態度保持情感共鳴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間接維護了現存的不公義。因對新聞反轉感到疲倦而選擇看似“理中客”實則漠然的態度，與不假思索地義憤填膺同樣危險。不幸的是，當下的網絡輿論似乎常常在“理中客”的漠然與不假思索地憤怒二者之間來回振盪。如何在類似的新聞出現時保持理性與情感的平衡？這無疑是社交媒體時代頻繁發生的新聞反轉給我們每一個人提出的巨大難題。

新聞反轉註定成爲這個時代我們將長期面對的現象。在“羅冠軍事件”發生後，面對其他事件，網絡上難免有言論稱“羅冠軍事件纔過去多久？你們這麼快就忘記了新聞反轉的教訓了嗎？”教訓當然應該吸取。前文提及的科瓦奇和羅森斯蒂爾也曾給信息超載時代的我們提供了一些具體的確證新聞真相的方法，例如，在碰到一則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內容前多問一句“我碰到的究竟是什麼類型的內容？”“它背後的語境/脈絡是什麼？”“信源是什麼？證據是用怎樣的手段覈實的？”“其他可能的解釋有哪些？”等等。

不過我們也需要承認的是，對於並非專業新聞工作者的廣大網友來說，在大多數的情境下很可能缺乏實現這些方法的條件。面對頻繁的新聞反轉固然需要理性和審慎，但這份理性不僅是一種查證事實的技術，更是一種意志和態度：它不僅意味着遇到引爆輿論的新聞信息不輕易跟風盲從，也意味着拒斥“等反轉”的看客心態，依舊保持對熱點事件的情感關切——做到這點固然同樣不容易，但相比於苛求每一個人都擁有發言之前查驗清真相的能力，這似乎是一個更可以努力的方向。

責任編輯：張迪 SN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