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字子駿，爲漢高祖劉邦四弟楚王劉交之後，中國目錄學鼻祖劉向之子。他是漢代經學大儒，在校勘學、天文曆法學、史學、詩等方面都堪稱大家，他編制的《三統曆譜》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曆的雛形。

劉歆

按說這樣一位漢朝宗室大臣，又是東漢古文經學之宗師，劉歆應該對漢朝是無比忠誠的。畢竟儒家推崇的是忠臣孝子。然而，劉歆又是幫助王莽篡奪漢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他也因政治上與王莽捆在一起而受到後人的唾棄，最後還是因謀誅王莽事敗自殺。“助莽篡漢”讓劉歆貼上了不忠、不孝的“小人”標籤，他爲什麼要這麼做？

一、西漢末年的政治局勢

如果說秦亡於法家，那西漢就是亡於儒家。

西漢後期，以土地兼併和農民破產爲基礎與標誌的社會問題愈演愈烈，西漢的統治出現重大危機。憂國憂民的士大夫高舉儒學大旗， 紛紛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爲西漢王朝探病開方。在這些藥方中，有三種思想對歷史的走向產生了影響，它們分別是天譴災異說、更化改制說和傳國易姓說。

西漢末年的人民

西漢最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很重視天譴災異，他說：“天出災異以譴告之， 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他認爲天災和自然界的異象，都是老天爺對統治者的警告，那些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山崩泉湧、 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 隕霜不殺等等，都是君王失德，社會矛盾激化，統治出現危機的徵兆。

更化改制說是儒家提出的改革措施。漢元帝時，儒家人物貢禹和師丹提出了減少輿服器物、後宮及陵園女子、諸宮衛卒、廄馬苑田， 降低人頭稅，解放官奴婢，廢除贖罪之法，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 廢除珠玉金銀貨幣的鑄造和使用等改革措施，並面對當時主要的社會矛盾提出了“限田限奴”的主張。

針對當時主要的社會問題，貢禹和師丹提出了“限田限奴”的建議。要求“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 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 列侯、公主百人， 關內侯、吏民三十人。”但是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那些豪門大家的抵制，根本無法實行，大大增加了人民的失望和不滿，也使得人民喪失了對劉漢統治的信心。這也給“傳國易姓”思想帶來了實施的空間。

老年劉歆劇照

儒經中早就有“天命靡常”的思想，也就是君主的統治並非萬世一姓，而是“聖者爲君”。劉歆和父親劉向就持有這種思想，他們雖然忠於漢室，但並不是無條件地尊劉忠漢，面是認爲“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並不反對“漢家天命將終”的觀點。但是在行動上，劉歆還是極力想維護漢朝的統治，希望通過“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以達到“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的目的。可以說，此時的劉歆，內心是十分矛盾的。

二、劉歆倡立古文經的目的

公元前 7 年，漢成帝劉驁暴斃，哀帝劉欣繼位。哀帝執政伊始，曾經試圖挽救衰政，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精簡機構、限田限奴、抑制兼併。但是這個努力在貴族的牴觸中破產，西漢統治的覆亡已無可避免。

年輕時的劉歆

公元前 6 年，劉歆寫下洋洋灑灑的《移讓太常博士書》，歷數今、古文經典的產生和流傳，倡立古文經典，對以往的古史系統進行的重新整理。

西漢末年，章句之學的煩瑣僵化，使經學大義淹沒於繁言碎辭的繁瑣解釋之中，降低了維護大一統政治的社會功能，今文經學的煩瑣化和讖緯化，使得其自身日漸喪失了立足社會、輔翼政治的能力。倡立古文就是今文經學在嚴重社會危機面前失靈的表現。劉歆對此提出過嚴厲批評：“（今文經學）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此學者之大患也”。

劉歆認爲，今文經學的繁瑣，使人窮其一生難通其真意，已經完全背離了經學“用日少而畜德多”的教化目的。因此要求簡化經學，結束繁瑣章句學風。今文經學狹隘自閉，對於經學的發展遺患無窮，因此要求打破門戶之見，廣徵博納，今古會綜，繁榮經學和學術。

西漢末年，“災異說”在社會上大行其道，其學術根脈都是源於《公羊春秋》。劉歆倡立古文，提倡《左氏》，其目的正是要消除《公羊春秋》上的災異說對社會的影響，轉移社會輿論，擺脫那些對西漢政治的輿論威脅，拯救西漢政治危局。但可惜的是，劉歆的努力因爲哀帝的懦弱以及西漢統治積重難返失敗了。

三、劉歆對王莽的貢獻

劉歆與王莽一個是宗室一個是外戚，又同時做過黃門郎的職務，兩人都有不俗的學識與抱負理想，因此相互欣賞、彼此交好。

劉歆與當時掌權的王鳳關係不好，所以一直得不到升遷，而與他同一起跑線的王莽則官運亨通。王莽很常識劉歆，當上大司馬後一直不忘提拔劉歆。王莽稱帝后，劉歆更是身居高位。可以說劉歆政治上的飛黃騰達來自王莽對他的青睞。

王莽

劉歆雖然得到王莽的器重，但他並不是王莽的真正心腹。對於王莽來說， 最可信賴的人， 還是王氏家族的成員。王莽稱帝后，“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 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孫建爲爪牙”。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劉歆雖然重要，但比起王舜、王邑等人來，還是稍有不如的。“典文章”不能說不重要，但畢竟不比腹心。

王莽對劉歆的真正態度，可以用“尊而不親，敬而不近”八個字來概括。劉歆在王莽掌權、改制 道路上，確實起到過很大作用；但王莽代漢並不是劉歆追求的結果。所以班固說：“歆非復欲令莽居攝也”。

如果光看行爲，劉歆並沒有爲王莽做過什麼特別大的事。在漢平帝娶王莽的女兒爲皇后時，劉歆奉命負責婚禮禮儀，授皇后璽紱；王莽的母親死時，劉歆研究出了《功顯君喪服議》，使得王莽不必按制服喪三年，避免了王莽可能出現的因服喪而使權力失落的結果；再就是在王莽改革時，劉歆提了一些改良的意見。

王莽爲什麼器重劉歆？最主要的是，劉歆在宏觀上爲王莽代漢和改制建立了理論基礎，提供了經學依據。或者說，劉歆將《左傳》之立於學官這件事，客觀上對王莽的幫助和影響有多大，恐怕是劉歆自己都沒想到的。

爲什麼這麼說？因爲他爲王莽代漢在“五德終始說”上找到了依據。“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種德性或性能。“五德終始”指這五種性能從始到終、終而復始的循環運動，是古代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理論根據。在這種理論中，虞、夏、殷、周的歷史是一個五行轉化的發展過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於土、終於水、徙於土的循環往復而具有周期性。

劉歆整理出來的《世經》是漢爲堯後、爲火德的經學依據，爲“漢禪天下於新”找到了經學依據。按五德相生說的理論與世系，太昊得木德，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因此堯與漢均得火德。而王莽自稱是舜之後裔，理應受漢禪而得土德。劉歆從理論上解決了王莽代漢的法統性問題，是劉歆對王莽最大的貢獻，比那些方士的圖讖符命要過硬得多。

四、劉歆爲何要謀反

公元 9 年，王莽正式篡奪了大漢政權，拜劉歆爲國師，封嘉新公，爲“四輔”之一。同時，劉歆把女兒劉愔嫁給王莽之子王臨，兩人結成了兒女親家，劉歆的政治生命達到了人生的頂點。

王莽代漢和改制後，社會矛盾日漸加劇，反對王莽統治的人越來越多，爆發了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特別是綠林、赤眉農民起義軍，給了王莽政權極大的打擊。王莽在驚恐中，上演了把鬚髮染黑，迎娶杜陵史氏女爲皇后的鬧劇，試圖宣示安定的氣氛。

王莽做的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地皇四年六月，劉秀在昆陽大破王莽軍，“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長安陷入一片混亂。在新朝大廈將傾之際，劉歆不願給王莽殉葬，做出了通過發動宮廷政變獲得家族的安全保障的選擇。

劉歆對王莽的不滿由來已久。在王莽當了皇帝后，與自己的“腹心”甄豐、甄尋父子爆發了嚴重的矛盾，最後王莽逼迫甄豐自殺，甄尋、王奇等數百人被誅殺。劉歆的次子劉棻、三子劉泳也都受到牽連，被逮捕處死。這場血淋淋的政治屠殺給劉歆造成極大的衝擊，使他對王莽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兒子的死，給劉歆帶來的不僅是痛苦，更有作爲父親的憤怒。

如果說兒子的死還是咎由自取的話，那麼女兒的死則更加劇了劉歆對王莽的怨恨。地皇二年正月，王莽發現其子王臨謀逆，逼兒子自殺，劉歆之女劉愔爲王臨之妻，也受牽連而死。劉愔被逼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會佔星術，而這個本領正是劉歆傳授的，因此劉歆也遭到王莽的猜忌。

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劉歆謀反的根本原因就不難理解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下層民衆反抗、劉歆的家庭和個人遭遇這些原因疊加在一起，使劉歆從王莽的親信變成王莽的對頭，並展開了政變的密謀。

地皇四年六月的昆陽之戰結束後，新朝統治集團開始分崩離析。肩負宿衛宮室職責的衛將軍劉涉，認爲劉氏即將復興，劉歆會是新的皇帝，請求劉歆領銜發動政變。經過王涉反覆勸說，劉歆“怨莽殺其 三 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謀”，同意與王涉等人共同策劃和發動政變。

但是這次政變的保密工作沒有做好，被人向王莽告密了。參與者大多都被處死，王莽念劉歆是“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沒有公開處死劉歆，只是讓他自殺。

這場政變雖然沒有成功，可還是給王莽造成了沉重打擊。面對嚴重的社會動亂，王莽已經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應對辦法。劉歆這次未遂的謀反也被起義軍視爲新朝內部的崩潰的徵兆，許多王莽的手下紛紛投降義軍，王莽的新朝終於走到了盡頭。

五、矛盾的劉歆

由安漢公到篡位，王莽的慾望是步步遞進的，其篡逆之心是在權力的誘惑下漸漸萌生的。劉歆對王莽的態度，也在王莽的一步步中發生着變化，從先期的輔佐轉向最終的謀叛。可以說王莽篡政建新，是劉歆與王莽關係的轉折點。

劉歆扼制“更受命”、倡立古文、解釋“五德終始”，褒揚王莽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要延續陷入危機之中的西漢政權。在元始五年 王莽毒死平帝、篡逆野心已路人皆知的情況下，劉歆仍然天真的提醒王莽謹遵“奉漢大宗”，“居攝”之位而不要有僭越之舉。

劉歆整理文獻、倡立古文、發明五德以及講究禮儀、設章建制等積極作爲均是在王莽篡政以前，在王莽篡政之後則幾乎沒有在政壇發揮什麼作用。這一點或許班固看得更清楚：“歆非復欲令莽居攝也”。

在西漢衰落的背景下，以“爲往聖繼絕學、爲天下開太平”自任，爲西漢政權的倍感焦慮的儒者們，渴望參與政治、盡己所能挽救時局，這是儒者與生俱來的責任感。作爲大漢宗室、儒之大者的劉歆，絕不可能甘願爲一己之私蠅營狗苟，助莽篡逆。雖然劉歆倡導古文、發明五德等所有行爲，在客觀上對王莽篡政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絕不是劉歆倡導古文經學的主觀目的。

王莽由輔政到篡逆，讓劉歆越來越失望，也越來越恐懼。這種恐懼來自面對漢室大廈將傾的苦痛，來自對王莽真實面目越來越來清醒的認識。劉歆投向王莽，應當不是基於利祿，而是儒家理想主義的驅使。劉歆把個人的政治理想寄託在王莽身上，但王莽改制的結果， 最終讓他失望了。

史學大師錢穆先生說過：“劉歆的主觀本意是輔莽安漢，若惟歆與莽沆瀣一氣，同謀篡業，此非史實”。正是這個原因，當王莽篡位後，劉歆纔會“內懼”，並從輔莽轉向反莽。但是一切都遲了。劉歆結果不但做了“貳臣”，而且做了兩朝叛臣，身死族滅。也正因爲如此，《漢書》給劉歆立傳時，纔會將他的傳分開，前半生列入《楚元王傳》，後半生列入《王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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