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民國黃金十年？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三十八年光怪陸離的“中華民國曆史”裏，一樁常至今“圈粉”的建設成就，當屬“民國黃金十年”。

民國黃金十年，即1927年至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治下的“中華民國”，那叫多少“民國粉”仰慕不已的十年高速發展時期。如果單看賬面成績，那確實是業績驕人：十年時間裏，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了“振興工業”“鼓勵墾荒”“流暢貨運”等八個響亮口號，各個產業成就都看似“實爲巨大”。資本超過百萬千萬的工廠“均甚多”。“煉鎢業”“桐油業”“豬鬃業”等產業高速發展，公認“工業史之新局面。”

同樣叫好些“民國粉”神往不已的，當然還有“黃金十年”時期那琳琅滿目的文藝作品，如雷貫耳的“大師們”，更有小資情調的風雅，少爺太太小姐的悠閒生活。甚至更有十里洋場燈紅酒綠的喧囂，“夜上海”的紙醉金迷。如此美輪美奐的圖景，也叫好些人一陣陣悵然：倘若1937年日本沒有全面侵華，就憑這“黃金十年”的發展態勢。“中華民國”早就進入“世界大國”行列了。

那如此沉重的歷史期待，這被日本全面侵華打斷的“黃金十年”，是否真擔得起？這事兒，首先可以看看“黃金十年”最拿得出手的一項成就：工業發展。

如前文所說，“黃金十年”的工業成績，數據十分好看，但仔細一看，卻是槽點滿滿：雖然看上去成就“實爲巨大”。但一直到抗戰爆發前，中國除東三省地區外，只有工廠三千多家，等於是平均每十五萬中國人才有一家工廠。除了紡織品產業和桐油產業大幅度增長外，大多數工業品依然完全依賴進口。

而且，就算是看上去高速增長的工業數據，細細對比卻問題嚴重。比如關係國計民生的鋼鐵產量。“黃金十年”期間，中國的鐵產量到1936年，縮水到1927年的十分之一，鋼產量一度下滑到1927年的一半，到1933年才艱難回升到1927年的水平。就連機器麪粉的產量，1936年都比1927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在諸位重要產業裏，“黃金十年”要麼是下降，要麼是原地踏步，連“小有增長”都常是奢求。

以這個意義說，“黃金十年”就是一場表面“高速增長”下的畸形繁榮。中國的製造業能力並沒有質的變化。所以也不難理解，爲什麼“黃金十年”期間，中國工業看似強大，但許多關乎抗戰戰局的技術裝備，依然要指望買買買。哪怕日本侵華的腳步日益逼近，中華民國海軍的裝備水平依然裹足不前。十年間主力戰艦僅僅增加了三艘，海軍作戰飛機只有十架，面對磨刀霍霍的日本海軍，幾乎好似“小不點”。

海軍尚且如此，陸軍空軍也差不離，除了生產槍械迫擊炮外，幾乎沒有任何自造能力，從重炮到飛機就靠買買買。可以說，畸形的“黃金十年工業”，活活拖住了中國備戰的後腿。

而比起產業的畸形來，“黃金十年”裏同樣值得一說的，還有民國另一樁“傳說很強大”的成就：教育。

多年以來，“民國教育很強大”的說法，在很多場合都深入人心。那大學教授們動輒每月幾百法幣的高工資，那一位位“大師”們指點江山的風姿，叫多少人恨不得站在民國的講臺上過把癮。可民國的教育，真有那麼受重視？放在號稱“文化繁榮”的“黃金十年”裏，“強大民國教育”背後更有真相：佔民國教師人數近百分之九十的小學教師，基本生活在貧困裏。

比起民國大學教師們“工資基本不動”的滋潤生活，民國的小學教師有多苦？比如在東南沿海的浙江等地，小學教師最低月薪竟是五元法幣，大多數小學教師的年薪也就七八十法幣。放在北方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小學教師一個月能拿到十幾元法幣，就算是高工資。

如此一來，在“黃金十年”那“繁華優雅”大學生活的背後，卻是遍佈中國南北的慘淡小學教育，以及千千萬萬小學教師的貧寒生活。比起對大學的慷慨撥款來，哪怕“黃金十年”時期，民國政府對小學教育的投入也相當的吝嗇。其後果也當然不止是幾位小學教師的“喫飯問題”，而是此時中國觸目驚心的真相：“重視教育”的民國，在“教育發達”的“黃金十年”時代，文盲率竟高達百分之八十，農村的文盲率一度逼近百分之九十。繁榮的表象背後，是一片知識與國民素質的荒漠。

而最能驗出“黃金十年”成色的，則是這個時代裏，普通老百姓的民生。

首先看工人，哪怕是在“黃金十年”公認最繁華的上海，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多在10到25元之間。這些錢每月除了喫飯交房租，基本就是捉襟見肘，甚至“十家之中，虧短的有四五家之多”。爲了省錢，工人們都是能省則省，居住的房子大多是四五家合租，一家四五口擠一個屋裏，廚房都是共用，以至於“蒼蠅遍地，臭氣熏天”。這，還屬於當時工人裏“條件好的”，更多的工人，甚至連屋子租不起，都要搭草屋居住。

而北方地區的工資水平，比起上海工人來也要差一大截子。比如在山東濟南，當時普通工人的工資也就七塊錢。而在當時公認工資高的鐵路系統，鐵路工人的最低工資也是在每月六到二十元左右。入不敷出是常事。

更能見證“黃金十年”民生的，則是“黃金十年”時期農民的生活。可以說，哪怕比起北洋時代來，“黃金十年”的農民都堪稱苦到家。首先，整個這十年，恰是中國自然災害的高發期，1928到1937年，中國10萬災民規模的災荒，竟爆發了118次之多。包括了水災旱災等各種災害。災難如此頻繁，農民本來就不堪重負，但南京國民政府對農村的橫徵暴斂，更把災荒變成了人禍。

整個“黃金十年”時期，在工業“高速發展”的背後，南京國民政府卻把廣大農民變成了“提款機”，農村的田賦附加稅滾雪球一般增長，在江蘇浙江等東南沿海省份，農田的附加稅，比“正稅”暴增了五倍。廣東省的田賦五年裏增加了三倍。1935年中國的田賦稅額，比1931年就增長了三分之一。這增長的田賦，地主們當然巧立名目轉嫁到農民身上。“重賦病民”成了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