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梁錦松：我不覺得深圳上來了香港就一定要下去 | 香港一線

來源：直新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不久在接受深圳衛視&直新聞專訪時提到，她不是很介意人們總是說深圳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過香港，因爲她對香港的競爭力有信心。這一觀點在香港社會引發持續熱議和廣泛思考。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在接受深圳衛視&直新聞駐港記者秦玥專訪時也談到了深圳與香港兩座城市的競爭合作。曾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表示，其實城市和城市之間永遠都是有競爭、有合作的。但總的來說經濟要向前發展，合作、共贏的空間是大於“你死我活”的空間。“我不覺得深圳上來了我們就一定要下去。其實大家把自己的優勢擺在一起，自然蛋糕會做大好多。”

梁錦松說，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香港的定位應當是“曼哈頓+”，即在發揮金融中心這一優勢的同時，在其他領域爲整個大灣區增磚添瓦。他指出，高等教育是香港的另一個優勢，香港有幾家大學在全球百大之內，港府可以考慮增加對大學的資助，吸引更多國際學者和研究員。梁錦松提到，現在有一個特別的機遇，因爲疫情的關係，有一些華裔的科學家想回國，可以利用這樣的機遇，吸引人才迴流。

近年來，梁錦松致力於粵港澳大灣區內醫療方面的合作。他認爲，隨着人均收入增加，內地對高端醫療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們的醫療制度是全世界最行之有效的，這幾年彭博社對世界醫療制度的評分，香港都是排第一的。”梁錦松說，香港的醫療制度加上國家的議價能力，可以惠及香港和深圳兩地，乃至全國的人。

“所以我覺得香港無論是金融中心、高等院校、科研合作、還是醫療制度和人才等方面，是可以爲大灣區特別是深港融合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梁錦松說。

對於近年來香港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梁錦松坦言，如今的香港年輕人的確面臨三大難，得不到重視而導致怨氣重重：第一是“上樓”難，就算他自己作爲發展商，也覺得如今的樓價太貴，年輕人置業前景渺茫。第二是“上流”難；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第三是“上位”難，要參與社會和政治事務也沒有什麼位置。不過，社會怨氣雖重，他接觸到的絕大部分市民還是理性公道的，想香港好。而對於特區政府而言，首先要下決心解決的是住房問題，將某些用地做好規劃。

在專訪中，梁錦松也談到了他的家庭。2002年7月，梁錦松與“跳水皇后”伏明霞喜結連理成爲一時美談。如今已是三個孩子父親的梁錦松，談到今年的疫情他說非常難得，一家五口可以長時間待在一起。他提到，自己和太太平日出行儘量低調回避，“但我們聽話的，要保持社交距離。”梁錦松在專訪的最後仍不忘提醒疫情期間的防護。

梁錦松和深圳衛視&直新聞駐港記者秦玥

以下爲專訪實錄。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我們想先聊一聊近期您是不是在深圳要建一所醫院？您爲何想在深圳建這所醫院？目前的進度如何？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國內的醫療需求大家都知道很大，國家也是鼓勵的，習主席也鼓勵在醫療方面多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均收入在一步步增加中，也開始注意健康，特別是在高端人羣裏面，他們對健康的意識，對健康的追求更加註重，所以我們覺得國內的醫療產業大有可爲。所以我們在年初的時候正式用美國的上市公司併購了內的和睦家醫院，北京、上海、廣州都已經運行了二十多年了，但唯獨深圳還沒有和睦家醫院，所以我們前年從華潤手裏購買了三家沒建好的醫院，現在我們將它們建好，配置好醫療儀器等，目標是在深圳提供高端的醫療服務。

深圳比其他一線城市發展快，無論人口增加還是人均收入增加速度都是最快的，但你也知道相對於其他三個一線城市的人口比例，深圳的醫療資源是最緊張的，當然深圳有個好處就是年輕化，不像其他一線城市老齡化那麼嚴重，但（醫療）始終也是很大的問題。那爲什麼我們會在深圳建個醫院呢？一方面是要照顧到深圳本身的實際需求，但另外一方面我們是想到也可以吸引香港居民。因爲我們正在建的這家醫院距離高鐵站不到三公里，距離皇崗口岸不到兩公里。香港居民到公立醫院就醫要排很長的隊，去私家醫院又未必能應付得起，反而如果是去我們的醫院的話，醫生資源可能來自香港，但住院費用會比香港便宜，另外有些國家准入的特效藥價格也會相宜，因爲國家的議價能力比較強。比如我知道香港有一個治療癌症的藥物，香港是六萬塊錢一個療程/每月，在內地只需要兩萬塊人民幣，所以這可能也會吸引到很多香港人到深圳就醫。所以這也是習近平主席所提到的“大灣區促進”其中一個方面。

總的來說，我們對深圳這家醫院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利用國際管理經驗，國際最好的醫生包括香港醫生和內地最好的醫生，希望能全方位提供給患者一個好的體驗。除了診斷和治療之外，我們希望在保健、預防和治療之後的康復方面，都能提供好的醫療服務給深圳的居民以及整個大灣區的居民。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您剛纔提到這家醫院的醫生資源是來自香港還是內地？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主要是從內地聘請。其實內地的醫生不差的，我們在北京、上海、廣州都有醫院，很多國內的醫生，也有四分之一是國外的醫生，內地醫生的醫術其實不差的，主要是三甲醫院需求太大，就導致未必能給患者很多時間診治、其實一般來說，從醫療的五個領域（診斷、醫治、預防、保健、康復）層面來說，內地醫院集中做兩個，就是診斷和醫治，但是之前的預防、保健、以及後面的康復，他們都比較少關注，我們希望是能夠全方位的醫療服務。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會不會就這幾個方面從香港請一些醫療專家？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會的。舉例說港大深圳醫院是有二十多位香港醫生，其餘都是內地的醫生，但是管理方法就用香港的，用一個國際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提供一些高端醫療，也就是我們所講的提供好的醫療經驗給患者以及他的家庭。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那麼在藥品使用方面會更開放一些嗎？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這個需要看國家的政策，我們知道去年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政策說在深圳特區可以用國際的藥，主要是香港可以用的藥，大家都知道，只要在西方國家批准了的藥在香港基本都可以使用。這個大的方向政策已經擺在這裏了，但實際上的審批還要等市裏面相關的批文。我們希望，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已經講過了深圳、香港、澳門融合發展，其中一個要發展的就是醫療，這裏我希望，在習主席已經講的大政策之下，這些小政策包括藥品的審批速度能夠加快。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習主席說的大灣區融合中也包括人口的流動，很多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工作、定居、養老等等，這些如果從醫療政策或機遇來說，未來如何能促進融合？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這個我覺得就要香港特區政府去制定政策，就是所謂“可攜式”的福利，除了剛說過的和睦家醫院的高端醫療，另外一個版塊就是新風天域（南豐集團的一個附屬公司），我們目前在內地做的、也是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康復醫療。康復醫療這方面在內地是很稀缺的、也很需要，無論是重病的術後康復或者是功能康復，或者是老人的醫療，內地的需求很大；香港也有很大的需求。你也知道香港人口老齡化很嚴重，其實20年之前，香港特區政府也在想讓一些香港人在大灣區的一些城市裏退休養老。大家都知道，政策一直在那裏，也都是“福利可攜”的，但似乎並沒有太多人選擇在內地退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很多香港人覺得在內地的醫療未必可以支持到他們。所以我們現在希望不止是深圳和廣州，在其他大灣區的城市，特別是在老人康復和醫療方面，我們都希望可以佈局。大灣區這個需求其實是很大的，我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做好點。

老人醫療方面，其實可以配合到香港特區政府一路以來的政策：就是希望老人家如果想住在香港、可以住在香港；但國內環境始終好一點、地方也大一點，有的人想在內地生活，福利政策已經落實了，但醫療提供者也要可以跟的上纔行。我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幫上忙。

醫療也不僅僅只是幫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定居退休或工作，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講，當我們辦的醫療項目有一定口碑的時候，也能幫助深圳和整個大灣區吸引人才，在這方面習近平主席也着重講要吸引高端人才。就香港以往的經驗，香港本來是可以吸引很多好的人才的，因爲香港有一個好的法治環境，一個比較自由的資訊流通環境，也有很好的發展機會，我們的醫療制度也是全世界最行之有效的，這幾年彭博社對世界醫療制度的評分，香港都是排第一的。我們的教育也算做得不錯。因爲人才除了看發展機遇，也會考慮自己和家人生活是否方便和安全，那麼醫療是個很重要的項目。正如剛纔所說，深圳比其他的一線城市在這方面還有改善的空間，所以我們在國內做醫療項目，也希望可以幫深圳吸引一些高端的人才。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習主席說到大灣區粵港澳融合發展，那麼在醫療或其他方面方面，您還希望國家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具體政策促進進一步開放呢？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其實國家這幾年一直在開放，也一直在鼓勵深圳多做一些嘗試。所以大政策已經有了，但具體落實的時候可能要深圳具體執行，這一方面我也抱有很大期望。

說回習近平主席說到深圳、香港和澳門融合發展，互相促進，我聽到之後覺得很鼓舞。因爲始終這三個城市的優勢是很不一樣的。如果長處相似，就是競爭；不一樣的話，就是互補。當然有的人質疑，說香港這十幾年來好像有很多自身問題都沒有解決，能不能同大灣區其他城市“互補”。不過，我仍然覺得香港還有幾個方面是非常有優勢的，可以幫到整個大灣區發展。

第一是金融方面。23年前，我曾經在特區政府內提出過，其實香港的功能和定位是什麼呢？我當時提出的是“曼哈頓+”。金融中心這方面香港仍然還是有優勢的，可以幫到大灣區甚至國家的發展。畢竟香港還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我們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投資者也比較認可我們的監管和法律制度，這方面我看到政府也好、港交所也好都做了很多努力，短期來說是可以“互補”。另外我還提出“曼哈頓+”的另一個概念就是醫療發展，20年後，我仍然覺得醫療方面，香港可以爲整個大灣區增磚添碼。

香港還有個優勢就是高等教育方面。25年前，香港有個委員會叫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比較像是內地的“高教委”，我是1992年到1998年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所以我能夠看到香港的高等教育是可以和大灣區互補的。當然大灣區也有很多優秀大學，習近平主席強調了創新的重要性，而深圳在這方面走的很前。我們知道中國人很聰明，但不是所有聰明人都是中國人。如果吸引很多聰明人和高端人才到大灣區，特別是科學家，就能夠大力促進大灣區甚至整個國家的發展。既然香港有幾家大學是全球百大之內，香港特區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來增加對大學的資助、讓香港的大學能夠多吸引國際學者和研究員呢？學者們來到香港，就可以透過和內地交流合作、大家一起做研究。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一個特別的機遇，在美國，可能因爲疫情的關係、特朗普推行了一些政策、使得一些華裔科學家想回國，有的直接回了內地，有的可能喜歡香港的環境。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一個機遇，利用仍然很有競爭力的高等院校，吸引人才迴流。

所以我覺得香港無論是金融中心、高等院校、科研合作、還是醫療制度和人才等方面，是可以爲大灣區特別是深港融合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那麼在高等教育方面，想請您再分享一下，您如何解讀習近平主席說的鼓勵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透過互相交流增加對國家的向心力？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習近平主席講希望深圳和整個大灣區能夠多創造機會，給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學習和工作，通過互相交流可以加強對國家的向心力，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我之前組織了一個“教育2.1大教育平臺”（召集人），“教育2.1”幾年前對香港的教育做了檢討和建議，但之後我們具體的活動就不是做建議了，而是安排很多活動給學生、特別是基層學生去學習。其中一些活動是暑假時候安排香港學生去內地機構做暑期實習生，譬如去福州，一個星期的課程學習包括如何設計遊戲。也讓他們瞭解認識福州。很多學生去了福州以後就很驚訝，原來福州都發展的這麼好，而且原來內地也有一些好像外國性質、大的科技公司“校園”，可能你知道，網龍公司很像是星空奇遇記那艘太空船，很漂亮、很特別。這些也讓香港年輕人增加對國家的認識。在深圳，我們也和騰訊合作過。他們安排了暑期活動給香港的中學生。這些我覺得這些活動可以增加對國家的認同、對國家的向心力。習近平主席現在說的這個方面，雖然過去幾年我們也有做，但習主席這次講了之後，我希望除了私人企業外，包括國企在內都給給香港的年輕人多一些機會參與感受。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在深圳40週年慶祝大會之後，近期香港社會一直在熱議，覺得深圳風頭蓋過了香港，國家給了深圳這麼多政策、未來發展也好過香港，您怎麼看這些聲音？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其實城市和城市之間永遠都是有競爭、有合作的。但總的來說經濟要向前發展，合作、共贏的空間是大於你死我活的空間。因爲我做了這麼多年生意，也都參與過經濟政策的制定工作，我們想的多數是共贏。這個和其他領域不一樣，是可以一起互利的，所以我不覺得深圳上來了我們就一定要下去。其實大家把自己的優勢擺在一起，自然蛋糕會做大好多。正如我剛纔說的，我們看大灣區九個城市兩個特區，互補性是強過競爭性。現代經濟最重要的是人才，而我們注意到人才有個特性，他們和金融市場一樣。我們常說，金融市場的流通性越大、就越吸引流通性。這個意思是說錢越多的市場就會吸引更加多的錢過來。同樣的，在現在這個創新社會里，人才是希望和其他人才扎堆的。我記得如果是幾十年前，你還未出世、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去外國見到好多的大公司搬去了郊區，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園區非常開心，但是陸陸續續發覺不是的。以前因爲可能工業時代我們講的是分工，但是對於知識經濟或是創新經濟來說，我們講的是融合或者是互相促進，然後纔有新的意念，這個才叫做創新。所以譬如說谷歌，谷歌總部在美國加州聖克拉拉的山景城，距離這個三藩（舊金山）市區最少是四十分鐘車程，但是我們注意到百分之四十的員工是住在舊金山就不是住在山景城，每天谷歌要派公司車去接送他們上班。爲什麼呢？因爲人才不是隻希望呆在山景城，因爲那邊最大的僱主就是谷歌，都是自己的同事。人才就喜歡和其他領域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因爲你和不一樣的人聚集，看同一個問題會有不一樣的角度，就很容易找到一個創新的思路。所以我們注意到人才是喜歡和人才扎堆的，特別是和不同領域人才。

同樣的，比如南豐集團在倫敦做地產，但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有相當多的投資。生物科技在英國一說就說起牛津、劍橋等。但我們注意到在英國，生物科技的初創企業最多的地方還是在倫敦。原因就因爲倫敦除了有好的大學之外，也有其他的精英人才，無論是金融方面、創意產業、無論是IT等各方面人才都聚集在倫敦，所以連生物科技的人都喜歡扎堆在倫敦。

所以說回深圳和香港，深圳的科技人才遠遠超過香港，空間也很大，特別是互聯網方面要有一個很大的市場纔可以，內地市場比香港大好多。但香港的金融人才我想還是比深圳多一些，我們在其他方面包括醫療的人才也不少，我們的生物科技也不差，也有好多創意產業。所以如果兩邊的人才能夠像習主席那樣說，我們採取措施包括鐵路交通，包括兩地的要素，包括人、貨、資金以及其他要素能夠更加互通的時候，兩邊的人才就能夠在同一個地點交流，自然會促進更多的創新思維。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是一個競爭的關係，反而，對方越強、可以幫到我們；同樣的，我們這邊越強、也都可以幫到他們。因爲深港兩邊的優勢競爭不大、互補性強。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您在香港特區政府工作期間、對深圳特區的哪些地方的轉變是印象深刻的、以及親身參與和經歷的呢？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其實一路聽習主席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我的心情非常澎湃。因爲我也有幸見證了深圳這幾十年來的發展。我最初去深圳是在我幾歲的時候，那時候沒有改革開放，因爲我鄉下是順德，以前去順德需要坐火車去廣州、再轉車去順德，我坐火車時要從尖沙咀到羅湖，再過橋，再坐車經過深圳去順德。可能你不知道，那時候還需要寫介紹書，像是簽證一樣。當時我記憶中的環境是漆黑的，因爲經常夜晚兼程，火車站也很簡陋。沿路喫的飯也不好喫。當時是國家比較困難的時候，上世紀60年代，所以我們從香港帶很多物資上去，不夠位置，所以將很多衣服穿在身上，非常臃腫，帶很多食物。到了順德，放下食物和衣服，再回香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有幸在改革開放後，我參加了內地的“市長班”去講課。我當時任某間外資銀行管理東亞區的外匯和資金部，那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頭。上世紀80年代中，胡應湘先生做一個沙角發電C廠的融資，當時我任花旗銀行中國區的區長，這是中國真真正正的第一筆項目融資。不需要借錢擔保、就看着這個項目然後進行融資。之後進入特區政府之後（時任財政司司長），當時粵港兩地合作小組有四個組長，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長、香港兩個司長，所以我們經常在一起交流。我現在也經常去深圳，因爲我現在是招商銀行的董事，還有剛纔說的深圳蓋了一家醫院。所以幾十年來，我經常去深圳、也親眼目睹了深圳的轉變，由一個落後的貧窮小鎮到現在世界級的城市，深圳的高樓大廈像是平安、騰訊等我都參觀過，這幾十年差別太大了，發展太快了，我想這隻有在中國才能見到。說的直白點，40年前的小漁村到現在世界級城市，我能夠小小的參與其中的建設，是很大的福氣。

你剛纔說的那個問題，現在香港是不是比不上深圳了？我想不是。香港對深圳多少都做了一些貢獻，到現在互相就着自己的優勢，互相促進。習主席用“互相促進”這幾個字，我覺得很對。我再說一次，經濟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互補共贏。我很希望未來參與、見證整個大灣區的發展，爲整個大灣區居民的民生獲得感，可以再做的好一些。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內地朋友知道我今天來訪問您，除了訪談內容，大家也都很關心您的家人最近都還好嗎？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大笑）家人挺好的，多謝關心、有心了。現在三個小朋友現在成長爲年輕人了，分別是17歲、15歲和12歲。當然今年大家在家裏見面的時間多了，第一，出不了差了，我已經有7個月沒出過差了，這在我幾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是罕見甚至是第一次。所以在家裏家人經常見面交流喫飯。三個孩子在家裏有一大段時間在家裏網上學習，這是一個很不同的經驗。有時候我經過，孩子叫：爸爸，我正在上課。我只是在後面閃過。然後他們互相之間要很小聲。他們三個上課時間差不多，各自佔領家裏一個角落。我和太太走過的時候都要刻意繞開，不要進鏡頭。但總體來說還挺好的，一家五口有這麼長時間可以一起。一起的時候難免有小爭拗，但這是快樂的一部分。我覺得今年很難得，這麼多時間在一起，而且孩子大了，可以互相交流聊天，以前只是我說，孩子們聽。現在孩子大了，話題也是大家互相理解的話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恩賜。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那現在時間多了，您和您太太平日拍拖的時間是不是也多了？香港狗仔隊很關注您夫妻的行蹤。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我們很少被人拍到，我們儘量低調回避。不過逛街確實是有的，但我們聽話的，要保持社交距離。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出街也不算多，出去的話會逛一些一般人不會去的地方，運動多數在家裏。儘可能乖乖地在家裏，出門戴口罩，就算沒有近視也給他們配了眼鏡，眼睛有粘膜，別人打噴嚏很可能就會染上。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如果新冠疫情陰影一直在，香港大型機構或公司內的工作模式將來會不會也有一個和以往不同的新常態？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我覺得現在網絡模式用的太多了。反而是說，因爲只是線上開會的話是無法代替上班的。因爲你開會就要約好時間，譬如我要約志明，但如果上班的話，很多時候沒約好開會，但是大家撞見了，在茶水間聊天，反而有一些有趣的信息是這樣獲取到的，這樣的互動是線上沒有的。另外上班或者我們應酬的時候，很多時候你碰到的不是很熟悉的人，那時候的交流會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所以我不認爲有疫情就不需要辦公室，反而對辦公室環境的要求變了一些，有一些工種不一定需要回來上班，但是以前的所謂共享空間可能就不一定行了，共享空間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很自由，可以跟不認識的人交流；不好的地方就是隔離不了疫情，你自己在公司有個房間可以隔離，但是全部開放的時候就容易感染，所以對共享空間的要求可能有些不一樣。居家（辦公）很明顯對香港有很大的衝擊，但很難解決。在家裏爸爸在開會，兒子要學習，媽媽需要社交，如果家不夠大的話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很多基層家庭連電腦都沒有，所以我做另外一個項目“教育2.1平臺”的召集人，就找人捐了一千七百部電腦，也安排了中國移動提供一些便宜的WiFi套餐和月費給基層家庭用。在內地如果（家裏）地方多一些，就不存在空間逼仄的問題，大陸的5G、4G發展得很好，但是在香港、在國外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社區有沒有活動空間；因爲你經常在家，不運動也不行的，如果家裏夠大就有靈活性，如果沒有的話你就要去社區（活動）。但是社區也要有一定的空間纔行，小孩沒有活動空間的話很可憐的，所以疫情對如今的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引發了大家新的思考。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疫情對公司具體的運作和效率會有影響嗎？比如籤合約等等。

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錦松：有些也不是影響那麼大。但是當然像是地產業的話，如果要去買一塊地，就需要去實地考察，但是飛不過去的話看不到那就麻煩一些，比如我們在倫敦有些地產項目，有些人要飛過去看，有些人對我們我們開發的項目有興趣想投資，但是飛不過去，那就只能被迫往後延期了。

責任編輯：張玉 SN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