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勞動爭議“一次一地模式”優化了維權環境，營造了良好的維權氛圍，對職工而言是一種維權鼓勵，對用人單位而言則是一種倒逼，有助於反向督促用人單位增強法律意識，規範用工行爲，維護職工權益。

浙江寧波市北侖區總工會牽頭打造了勞動爭議聯合調解中心，將分散在各部門的勞動爭議調解職能予以集中，同時實現工會與人社、法院在人員、機制、信息等方面的融合共享，極大地方便了職工維權。北侖區調解中心與勞動仲裁院、總工會職工維權中心在同一幢樓辦公，實現維權、調解、仲裁“三位一體”，隨時溝通配合，讓職工維權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10月20日《工人日報》）

只需跑一次，只需跑一地——這是近年來各地政務服務改革中最常見的提法和操作，也是政務服務提質提速的着力點。寧波市北侖區總工會在牽頭打造的勞動爭議聯合調解機制中，通過整合各部門的勞動維權職能和資源，科學設計維權流程，明確分配維權責任，也讓勞動爭議調解跟上了政務服務的快節奏，讓維權職工擁有了很多行政審批當事人的便捷獲得感，着實值得點贊！

很多職工的法律素養、維權能力有限，且職工異地維權的情況比較普遍，有些職工都不知道該找哪些部門、哪些人反映維權訴求，甚至不知道相關維權部門在哪辦公。而在傳統的勞動維權模式中，維權部門和資源往往分散在不同位置，多個部門分別受理，缺乏系統性的溝通、共享、協作機制，有時，一些部門還會相互推諉，讓職工維權處處碰壁，陷入漫長的死循環。職工在多部門之間東奔西跑，耗費了更多維權時間和成本，也加重了精神負擔。因此，不少職工將勞動維權視爲畏途，一想到維權就犯難，就頭疼，就發怵，有些職工甚至還因此放棄了維權。

寧波市北侖區實現了工會、法院、人社三位一體、集中辦公、關口前置，捋順了維權責任關係，化解了維權資源分散的問題，構建了“調解——仲裁——訴訟”的工作閉環，形成了維權、調解、仲裁、訴訟相互溝通、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大調解”工作新格局。這種聯合調解維權模式暢通簡化了維權渠道，實現了維權“多道合一，彎道取直”，打通了職工的維權堵點，化解了維權難點，消除了維權痛點，提升了維權的效率和質量，降低了職工維權的成本和負擔。

寧波市北侖區自開展勞動爭議聯合調解工作以來，累計接待職工21746批次計28048人次，立案調解6598件，成功調解5856件，調解成功率達88.8%，涉案金額9400餘萬元。很多職工都成了“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維權操作的受益者、見證者，比如，今年6月，小王和十幾名工友在北侖區勞動爭議聯合調解中心就“一次性”獲得了企業負責人承諾賠償他們30萬元並由當地法院蓋章加持的調解協議書。調解勞動爭議“一次一地模式”優化了維權環境，營造了良好的維權氛圍，對職工而言是一種維權鼓勵，對用人單位而言則是一種倒逼，有助於反向督促用人單位增強法律意識，規範用工行爲，維護職工權益。

顯然，調解勞動爭議“一次一地模式”在寧波北侖區已經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這一模式蹚出了勞動維權機制上檔升級、提速提質的新路徑，堪做勞動維權改革的樣板，值得各地借鑑推廣。（李英鋒）

來源：勞動午報

編輯：周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