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才子加流氓”，他被指责“见风使舵”、“抛妻弃子”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这句话，是现代文学家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评语。仅从这一句话中就能看出他所评之人在学界的地位、在学史上的重要程度——错，是抛砖引玉；对，是金石之言。如此看来，此人应多说话，如此更能推动学界的发展。

但你可知闻一多评的是谁？

——郭沫若。

01一、半生毁与誉

现在许多人提起郭沫若，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在政治方面的作为。然而闻一多先生评他，是从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出发的。

尽管他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但郭沫若无论是在文学、古文字学，还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古器物学、艺术上的造诣都是不容否认的。以少有人知的古文字学为例，郭沫若是中国将甲骨文研究推向系统化的重要人物。

有这样的造诣，必然不可少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06年，这位生于晚清的四川少年进入嘉定高等学堂，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教育，同时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二十二岁那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接触泰戈尔、莎士比亚等外国文学家的作品。

“地球，我的母亲！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郭沫若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了文学方面的天分，这段诗摘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创作的长诗《地球，我的母亲》。同一时期，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积极地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从1921年起，郭沫若的文思便如江水般汩汩流出、成作。他与郁达夫等人在上海成立同人社团“创造社”，发表了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1923年到1925年，郭沫若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创作着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

郭沫若的青年时代几乎完全投身于文艺活动，在1926年迎来了转折。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以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身份，跟随国民革命军北伐。

从夏至冬，短短的几个月里，郭沫若一介书生，居然从一个小小的宣传科长一路晋升。先是宣传处长，再到秘书长，最后是政治部副主任。他凭借他的笔杆子一步步靠近权力的核心，从一个无名小卒升衔为中将。

如果他愿意，晋升的道路还没有到尽头。蒋介石看中了他起草文书的能力，私下找到他，打算秘密委任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津贴300元大洋，只要他答应一定要跟他走。

年少的郭沫若

可郭沫若拒绝了。他不但拒绝了，还在“四·一二”事变前夕撰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他也因此受到通缉。白色恐怖之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

据朱德的口述，“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

时局艰难，许多人都放弃了。青年郭沫若能做出如此选择并坚持，需要眼光与毅力。　　

南昌起义之后，郭沫若曾流亡日本、上海、香港、广州。四十年代，他笔耕不辍，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主题都是反映主持正义、爱国勇敢的英雄事迹。

四十年代末，国内局势逐渐稳定。郭沫若先因为在考古学界的成就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又出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已经逐渐成型。

02二、伊人为谁叹

鲁迅和郭沫若的论战不断，从含沙射影开始，愈演愈烈。最狠的时候鲁迅骂了一句“才子加流氓”，这五个字也成为之后议论两人论战的各类文章标题，总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才子”好解，毕竟郭沫若的才学在学界得到了一致认可；而这“流氓”又从何谈起？

于立群

答：郭沫若的三次婚姻，是他身上引发如潮议论的重要因素。

鲁迅和郭沫若的人生经历说来还有几分相似。封建制度的思想残余未退，两人的长辈都为他们安排了包办婚姻。郭沫若万般无奈，只得和母亲为他选定的妻子张琼华结婚。婚后不过五天时间，他就逃离了家乡，抛下了新婚妻子。

这一抛就是六十八年。郭沫若不提离婚，更不提身为丈夫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只当没结这个婚，很快在赴日留学期间和一名名叫佐藤富子的日本女性同居。张琼华就一直守在郭沫若的老家，侍奉他的母亲。

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进行到第二十七个年头，张琼华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郭沫若还乡，却不是专程见她，而是不得不见她。他所作的，也只是朝着青春年华已经逝去的妻子鞠了一躬表示歉意，而后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1980年，已经垂垂老矣的张琼华病逝于乐山。她没有享受过一天丈夫的呵护，更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为她操持后事。

那位在日本和郭沫若同居的女子，是一名重情重义的女性。佐藤富子的父母不同意她和郭沫若的结合，为了追求爱情，她毅然和家中断绝来往，和郭沫若结婚。

婚后，郭沫若给这位日本妻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郭安娜。郭安娜为他生下了五个子女，这五个孩子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

然而郭沫若的薄情并不是指针对张琼华一个人，他的凉薄是刻在骨子里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与郭安娜断绝了关系，没有留下一句解释。

郭安娜被抛弃得委屈，她没有收到过丈夫的只言片语或是一块钱的生活费。她得到的，只是受郭沫若的牵连，被日本警方抓住拘留二十余天，受尽了折磨。

1948年11月，郭安娜终于找到机会，前往中国寻夫。可是最后站在她面前的，不仅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还有郭沫若的现任妻子于立群。她黯然地离开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段不愿再提的回忆。

于立群姐妹

于立群和郭沫若的结合也受到议论，因为有一说：她的亲姐姐于立忱，那位大公报驻东京的美貌女记者，是因为被郭沫若抛弃后，受情伤而上吊自杀的。冰心出来为于立忱作证，说于立忱被郭沫若责令堕胎，这件事情的真伪至今没有说法。

不论如何，是这位小他二十四岁的影星于立群被他吸引，为他息影，陪伴他度过余生，并为他生下了四子二女。

03三、晚意何凄凄

近些年来，对郭沫若的议论从未停止过。他这一生从青年到晚年，作出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决定、创作的每一篇作品，尤其是诗作，都在被人反复揣测，并加以评判。

其实，郭沫若本人才是对他的行为反思得最深的那一位。

郭沫若有着极为灵敏的政治嗅觉。拜这一点所赐，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他都几乎能够全身而退。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曾找到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表示希望辞去院长之职。如果不是没有得到批准，想必他在“文革”中也能抽身。

抽身不得，大家都是过江的泥菩萨。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郭沫若就率先表示顺从，绝不反对。1968年，他开始写作一本书，这本书在1971年完稿并得到出版，书名是《李白与杜甫》。

这本书名中涉及的两个人物都是家喻户晓，书名看起来并无问题。然而这本书成为他人指责郭沫若溜须拍马的证据。因为主席曾经在诗中表示对“三李”的喜爱，其中就有李白。所以这部著作和他创作的那些唱和诗一样，都是逢迎上意的作品。

这样的批判也不算冤枉郭沫若，毕竟他一贯以文字冲锋陷阵，才换来自己在建国后的大红大紫。赶任务、唱赞歌、写颂诗，他样样都没有少做。连他自己都自我调侃：“老郭不算好，诗多好的少。”

但如果细究当时郭沫若所处的环境，他写这部书就算有逢迎之意，也不在全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郭沫若连失两子。郭民英在参军之后无预兆地突然自杀，而郭沫若的次子郭世英宣告失踪。

妻子于立群要求郭沫若向周恩来求助，他考虑到周恩来的处境艰难，隐忍不发，之后才知道儿子实是被红卫兵抓走刑讯逼供三天三夜，不久后从四楼下坠而死，双手反剪，甚至不知道是他杀还是自杀。

死因成谜，可是两条与他血脉相连的年轻生命逝去是真真切切的。老年丧子的打击之下，郭沫若还能提起笔杆，只为写作一部谄媚之作吗？

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写过一副对联“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诗中圣哲，笔底波澜”，褒扬杜甫的心念民生，以诗记史。可是在《李白与杜甫》这部书中，他对两人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杜甫，他厌恶他的每饭不忘君，对他鄙视中带着怜悯。

这样复杂的感情，很难说没有隐含对自己的评判。他中年之后“奔赴行在”，恰和杜甫的遭遇暗合。饱经沧桑的人回望自己来时的路，心中当真没有悔意吗？

我想是有的，从他对李白的选择上可以佐证。

他和李白天性相近，又都颇有才华，浪漫主义的文字从他们的笔端自由地流泻，不需要搜肠刮肚，因为有才气作底；李白自认“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郭沫若也与他有着同样积极的入世求用的追求。

郭沫若认为，在李白临终前那年所作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中，他找到了自己思索半生的道理。他把这首向来不被文学界重视的是做视为李白的觉醒之作，认为他“从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

他不想再过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了，他想回归自然，重新释放自己的本性。但，已是不可能了。他从前的做作所为把他推到了悬崖边缘，无他路可走。某些并非本意写下的诗句，最初动机是为了邀宠，而后却变为自保。

觉醒了又如何？路是郭沫若自己选的。他把文学当工具，把政治也当作工具。是他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想要回头，却发现身后已经荆棘密布，无处可退。

天道循环，曾经他以为可以利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泥淖一片，裹挟着他的身躯下坠。身在其中，即使郭沫若已经感到厌恶、厌倦，也无法挣脱，无从摆脱。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写东西，那时的创作让他带上了光环与才气，成为文学史上留名的一笔；涉足政治，他依旧没有停下，而是用一条条宣言和文书的起草，不断垫高自己的地位。

人到中年，他借创作献谗，他自己再清楚不过，那些文字不堪成为值得流传的作品；日薄西山，当他拄着拐杖回顾一生的时候，他一点点地坦诚自己隐秘的懊悔，明白自己的一生已经定型，再挣扎也是徒劳了。

他能做的，也只是在信里，写下一句：“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文|闻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