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才子加流氓”，他被指責“見風使舵”、“拋妻棄子”

“如果他說了十句，只有三句對了，那七句錯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辯證，那說對了三句，就爲同時代和以後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這句話，是現代文學家聞一多先生的一句評語。僅從這一句話中就能看出他所評之人在學界的地位、在學史上的重要程度——錯，是拋磚引玉；對，是金石之言。如此看來，此人應多說話，如此更能推動學界的發展。

但你可知聞一多評的是誰？

——郭沫若。

01一、半生毀與譽

現在許多人提起郭沫若，第一時間想到的都是他在政治方面的作爲。然而聞一多先生評他，是從他作爲文學家的身份出發的。

儘管他志不在學術而別有懷抱，但郭沫若無論是在文學、古文字學，還是在歷史學、考古學、古器物學、藝術上的造詣都是不容否認的。以少有人知的古文字學爲例，郭沫若是中國將甲骨文研究推向系統化的重要人物。

有這樣的造詣，必然不可少了深厚的國學基礎。1906年，這位生於晚清的四川少年進入嘉定高等學堂，在十四歲的時候就開始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教育，同時受着傳統文化的薰陶。二十二歲那年，他赴日本留學，開始接觸泰戈爾、莎士比亞等外國文學家的作品。

“地球，我的母親！那天上的太陽——你鏡中的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從今後我也要把我內在的光明來照照四表縱橫。”

郭沫若在青年時期就展現出了文學方面的天分，這段詩摘自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他創作的長詩《地球，我的母親》。同一時期，他在日本福岡發起組織救國團體夏社，積極地投身於新文化運動。

從1921年起，郭沫若的文思便如江水般汩汩流出、成作。他與郁達夫等人在上海成立同人社團“創造社”，發表了第一本新詩集《女神》，充溢着浪漫主義氣息；1923年到1925年，郭沫若幾乎是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創作着歷史劇：《卓文君》、《王昭君》、《聶嫈》。

郭沫若的青年時代幾乎完全投身於文藝活動，在1926年迎來了轉折。在那個炎熱的夏天，他以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的身份，跟隨國民革命軍北伐。

從夏至冬，短短的幾個月裏，郭沫若一介書生，居然從一個小小的宣傳科長一路晉升。先是宣傳處長，再到祕書長，最後是政治部副主任。他憑藉他的筆桿子一步步靠近權力的核心，從一個無名小卒升銜爲中將。

如果他願意，晉升的道路還沒有到盡頭。蔣介石看中了他起草文書的能力，私下找到他，打算祕密委任他爲“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津貼300元大洋，只要他答應一定要跟他走。

年少的郭沫若

可郭沫若拒絕了。他不但拒絕了，還在“四·一二”事變前夕撰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背叛國家，背叛民衆，背叛革命”，他也因此受到通緝。白色恐怖之下，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南昌起義。

據朱德的口述，“我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

時局艱難，許多人都放棄了。青年郭沫若能做出如此選擇並堅持，需要眼光與毅力。　　

南昌起義之後，郭沫若曾流亡日本、上海、香港、廣州。四十年代，他筆耕不輟，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南冠草》等歷史劇，主題都是反映主持正義、愛國勇敢的英雄事蹟。

四十年代末，國內局勢逐漸穩定。郭沫若先因爲在考古學界的成就被選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國後又出任了中國科學院院長。他在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已經逐漸成型。

02二、伊人爲誰嘆

魯迅和郭沫若的論戰不斷，從含沙射影開始，愈演愈烈。最狠的時候魯迅罵了一句“才子加流氓”，這五個字也成爲之後議論兩人論戰的各類文章標題，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才子”好解，畢竟郭沫若的才學在學界得到了一致認可；而這“流氓”又從何談起？

於立羣

答：郭沫若的三次婚姻，是他身上引發如潮議論的重要因素。

魯迅和郭沫若的人生經歷說來還有幾分相似。封建制度的思想殘餘未退，兩人的長輩都爲他們安排了包辦婚姻。郭沫若萬般無奈，只得和母親爲他選定的妻子張瓊華結婚。婚後不過五天時間，他就逃離了家鄉，拋下了新婚妻子。

這一拋就是六十八年。郭沫若不提離婚，更不提身爲丈夫要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他只當沒結這個婚，很快在赴日留學期間和一名名叫佐藤富子的日本女性同居。張瓊華就一直守在郭沫若的老家，侍奉他的母親。

這段有名無實的婚姻進行到第二十七個年頭，張瓊華再一次見到了自己的丈夫。郭沫若還鄉，卻不是專程見她，而是不得不見她。他所作的，也只是朝着青春年華已經逝去的妻子鞠了一躬表示歉意，而後毫不留戀地離開了。

1980年，已經垂垂老矣的張瓊華病逝於樂山。她沒有享受過一天丈夫的呵護，更沒有留下一兒半女爲她操持後事。

那位在日本和郭沫若同居的女子，是一名重情重義的女性。佐藤富子的父母不同意她和郭沫若的結合，爲了追求愛情，她毅然和家中斷絕來往，和郭沫若結婚。

婚後，郭沫若給這位日本妻子起了一箇中文名字：郭安娜。郭安娜爲他生下了五個子女，這五個孩子後來都成長爲各自領域中的佼佼者。

然而郭沫若的薄情並不是指針對張瓊華一個人，他的涼薄是刻在骨子裏的。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沫若不辭而別，與郭安娜斷絕了關係，沒有留下一句解釋。

郭安娜被拋棄得委屈，她沒有收到過丈夫的隻言片語或是一塊錢的生活費。她得到的，只是受郭沫若的牽連，被日本警方抓住拘留二十餘天，受盡了折磨。

1948年11月，郭安娜終於找到機會，前往中國尋夫。可是最後站在她面前的，不僅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還有郭沫若的現任妻子於立羣。她黯然地離開了，帶着一顆破碎的心，和一段不願再提的回憶。

於立羣姐妹

於立羣和郭沫若的結合也受到議論，因爲有一說：她的親姐姐於立忱，那位大公報駐東京的美貌女記者，是因爲被郭沫若拋棄後，受情傷而上吊自殺的。冰心出來爲於立忱作證，說於立忱被郭沫若責令墮胎，這件事情的真僞至今沒有說法。

不論如何，是這位小他二十四歲的影星於立羣被他吸引，爲他息影，陪伴他度過餘生，併爲他生下了四子二女。

03三、晚意何悽悽

近些年來，對郭沫若的議論從未停止過。他這一生從青年到晚年，作出的幾乎每一個重大決定、創作的每一篇作品，尤其是詩作，都在被人反覆揣測，並加以評判。

其實，郭沫若本人才是對他的行爲反思得最深的那一位。

郭沫若有着極爲靈敏的政治嗅覺。拜這一點所賜，在各種政治活動中，他都幾乎能夠全身而退。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曾找到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表示希望辭去院長之職。如果不是沒有得到批准，想必他在“文革”中也能抽身。

抽身不得，大家都是過江的泥菩薩。文化大革命剛剛拉開序幕，郭沫若就率先表示順從，絕不反對。1968年，他開始寫作一本書，這本書在1971年完稿並得到出版，書名是《李白與杜甫》。

這本書名中涉及的兩個人物都是家喻戶曉，書名看起來並無問題。然而這本書成爲他人指責郭沫若溜鬚拍馬的證據。因爲主席曾經在詩中表示對“三李”的喜愛，其中就有李白。所以這部著作和他創作的那些唱和詩一樣，都是逢迎上意的作品。

這樣的批判也不算冤枉郭沫若，畢竟他一貫以文字衝鋒陷陣，才換來自己在建國後的大紅大紫。趕任務、唱讚歌、寫頌詩，他樣樣都沒有少做。連他自己都自我調侃：“老郭不算好，詩多好的少。”

但如果細究當時郭沫若所處的環境，他寫這部書就算有逢迎之意，也不在全部。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郭沫若連失兩子。郭民英在參軍之後無預兆地突然自殺，而郭沫若的次子郭世英宣告失蹤。

妻子於立羣要求郭沫若向周恩來求助，他考慮到周恩來的處境艱難，隱忍不發，之後才知道兒子實是被紅衛兵抓走刑訊逼供三天三夜，不久後從四樓下墜而死，雙手反剪，甚至不知道是他殺還是自殺。

死因成謎，可是兩條與他血脈相連的年輕生命逝去是真真切切的。老年喪子的打擊之下，郭沫若還能提起筆桿，只爲寫作一部諂媚之作嗎？

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寫過一副對聯“世上瘡痍，民間疾苦；詩中聖哲，筆底波瀾”，褒揚杜甫的心念民生，以詩記史。可是在《李白與杜甫》這部書中，他對兩人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對杜甫，他厭惡他的每飯不忘君，對他鄙視中帶着憐憫。

這樣複雜的感情，很難說沒有隱含對自己的評判。他中年之後“奔赴行在”，恰和杜甫的遭遇暗合。飽經滄桑的人回望自己來時的路，心中當真沒有悔意嗎？

我想是有的，從他對李白的選擇上可以佐證。

他和李白天性相近，又都頗有才華，浪漫主義的文字從他們的筆端自由地流瀉，不需要搜腸刮肚，因爲有才氣作底；李白自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而郭沫若也與他有着同樣積極的入世求用的追求。

郭沫若認爲，在李白臨終前那年所作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中，他找到了自己思索半生的道理。他把這首向來不被文學界重視的是做視爲李白的覺醒之作，認爲他“從農民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

他不想再過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生活了，他想回歸自然，重新釋放自己的本性。但，已是不可能了。他從前的做作所爲把他推到了懸崖邊緣，無他路可走。某些並非本意寫下的詩句，最初動機是爲了邀寵，而後卻變爲自保。

覺醒了又如何？路是郭沫若自己選的。他把文學當工具，把政治也當作工具。是他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絕路，想要回頭，卻發現身後已經荊棘密佈，無處可退。

天道循環，曾經他以爲可以利用的東西，已經變成了泥淖一片，裹挾着他的身軀下墜。身在其中，即使郭沫若已經感到厭惡、厭倦，也無法掙脫，無從擺脫。

他從年輕時就開始寫東西，那時的創作讓他帶上了光環與才氣，成爲文學史上留名的一筆；涉足政治，他依舊沒有停下，而是用一條條宣言和文書的起草，不斷墊高自己的地位。

人到中年，他借創作獻讒，他自己再清楚不過，那些文字不堪成爲值得流傳的作品；日薄西山，當他拄着柺杖回顧一生的時候，他一點點地坦誠自己隱祕的懊悔，明白自己的一生已經定型，再掙扎也是徒勞了。

他能做的，也只是在信裏，寫下一句：“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纔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爲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文|聞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