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關於明代歷史的各類話題裏，“廉潔的海瑞”與“腐敗的張居正”，常拿來做類比，一個“睿智”觀點也長期流傳：別看海瑞一生清廉，但是毫無實際能力，於國於民更無建樹，不過是個大明吏治的“標杆”。而身爲“明朝最偉大改革家”的張居正，雖說貪污腐敗絲毫不落，可人家卻憑着強大的行政才能，親手把“萬曆中興”推到了頂峯。一個怪論也因此甚囂塵上：廉潔奉公沒什麼用，腐敗卻救了國。

那事實真是如此？首先，就要先釐清一個歷史真相：“廉政標杆”海瑞，真的是“有道德沒能力”嗎？

海瑞的清廉事蹟，即使那些給他扣上“偏激”“沒能力”大帽子的“歷史愛好者”們，基本都能如數家珍。但常被無視的，卻是他“清廉事蹟”背後的官場學問。就以他著名的“捉公子”事件來說：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寶貝兒子在淳安縣喫拿卡要，被時任淳安知縣的海瑞捆成了糉子。可這麼個燙手的山芋怎麼處理？海瑞輕鬆一句話解決了問題：“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然後就把人給胡宗憲送過去——有人假冒你兒子，給你擱這兒了哈。

這番操作，既懟了胡宗憲，又沒傷了胡宗憲麪皮，不動聲色揭過了這場大風波。如此圓熟的官場手段，哪裏是“偏激書呆子”辦得到的？

這就是真實的海瑞，他哪裏不懂人情世故，又哪裏是因爲“愚忠”“偏激”才廉潔？官場的人情世故，他懂。自己這“得罪人”的處事風格，他更懂。既然懂他爲什麼還要這樣？因爲當許多人“千里來做官就爲喫和穿時”，他的心裏，卻裝着江山百姓。

同樣證明海瑞能力的，更有海瑞“爲官一任”的業績。

這事兒，且不說他在“淳安知縣”“興國知縣”任上的政績，哪怕是在他遭遇“海瑞罷官”悲情命運的“應天巡撫”任上，他也不動聲色完成了另一樁大事：疏通吳淞江與白茆河。

在海瑞就任應天巡撫之前，應天治下的太湖平原，這個大明王朝的錢袋子，卻也是不折不扣的災地。越演越烈的洪災，早已是“恐爲吳患”，海瑞到任應天巡撫時，滔天的洪水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洪災波及到蘇州松江等大明朝“經濟發達地區”，僅饑民就多達十三萬人。甚至“水災之後無從取民，饑民洶洶”。至於治水？江南複雜的地理環境和“更復雜”的政治環境，讓“治水”成了大難題，各級官員“問之水利，茫然無知”。能躲就趕快躲。

可海瑞卻不躲，明知這裏“水太深”，特別是看過了當地“其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的民生後，海瑞深感“其間所爲百姓痛苦，可爲百姓太長息者，一言難盡也！”擦乾眼淚的海瑞，也就發出了一聲擲地有聲的誓言：“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而緩也！”

爲了這場繼“夏元吉治水”後江南大地空前的水利工程，海瑞親自勘察，走遍了災區各地，然後不惜得罪江南各地大族，制定了極其強硬的治水方案，毫不猶豫掃清了各地豪族修建的“私田”，先打通了淤塞已久的吳淞江，又疏通了多災多難的白茆河，不但一口氣解決了困擾江南數十年的水患，更給了十三萬饑民工作與飯食，同時在河道兩岸開墾新田，僅在吳淞江邊就開墾熟田四十萬，是爲中國古代“以工代賑”的經典案例。

也正是因爲這場大工程，水患頻發的江南大地，從此多次上演了“災年無災”的奇蹟。一直到清代時，吳淞江沿岸依然“雖有小災，不成大害”。可以說一個工程，造福了明清時期幾代人。而江南的水利格局，也因此煥然一新。黃浦江的形成乃至上海港的繁榮，都與這場工程有着莫大的關係。當地老百姓的一句民謠，更見證了這位“廉政標兵”卓越的才能：要開吳淞江，需等海龍王。

僅這一項能力，就足以碾壓明朝中後期，多少碎碎念“海瑞沒能力”的“精英”們。

至於很多人津津樂道的“張居正不用海瑞”問題，也根本不是海瑞“沒能力”的問題，卻是兩人在“一條鞭法”“漕運”等方面的政治分歧。但這些分歧，卻無法掩蓋海瑞實幹家的身份。真正的事實是，在那個“豈有異於漢唐末世乎”的嘉靖、隆慶之交的時代裏，正是因爲有海瑞爲代表的，一批有操守有擔當的政治家的存在，才託着風雨飄搖的明王朝繞開歷史的暗礁，進入又一箇中興時代。

哪怕到今天，只要站在黃浦江邊，腦補下當年海瑞走遍災區沿線的身影，就知“海瑞廉潔卻沒能力”“一生清廉卻沒能挽救大明”的論調，何其可笑。

而與這同樣重要的，卻是第二個事實：張居正那一場挽救大明的改革，真的是靠了腐敗？

說到張居正，“腐敗”確實是個繞不開的話題，特別是張居正晚年時期，除了行政越發飛揚跋扈，“私生活”也越發遭人詬病。儘管關於張居正的大多數“黑料”，都是來自政敵的抹黑誣陷。但不爭的事實是，權力巔峯上的張居正，除了衣食住行越發奢靡，連他的貼身僕人遊七也掏錢買官，他自己也自嘲“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而在他死後的抄家鬧劇裏，張家也被抄出了上萬兩黃金與十幾萬兩白銀——明顯“與收入不符”。

那是不是說，張居正中興大明，就是靠了腐敗？恰恰相反，張居正改革能夠成功，首先很重要一條，就是享受了他的前任高拱留下的“吏治紅利”。

在張居正剛剛“入閣”的隆慶初年，是明王朝“政以賄成，財貨上流”的時代，空前的腐敗，也讓當時包括張居正在內的改革家們痛心疾首。而此時的內閣首輔高拱，也採取了空前烈度的整頓方式：僅是高拱擔任首輔的兩年半時間裏，明王朝就懲治了一百六十九名腐敗官員，查辦了大量腐敗案件，於是“是以數年之內，仕路肅清”，儘管萬曆登基後，高拱被張居正排擠回家，但他的懲貪成果，卻爲張居正留下了一個廉潔的行政環境。

這，纔是“張居正改革”成功的根基。

而“打翻”高拱的張居正，在吏治問題上，更與高拱一脈相承。在“懲貪”問題上，張居正的政策也更加細化：萬曆初年時，張居正就責成各地的巡按御史，要定期覈查本省文武官員的政績，從巡撫到知縣，皆在考覈範圍之內。而對於有着“覈查”大權的御史們，張居正更是有着嚴厲要求：“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這個高效的監督體系，纔是“張居正改革”正常運轉的保障。

如此事實，對比明末年間御史們“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萬”的醜態，還有那“抹布”的“雅號”，就知這“中興”後的大明朝，爲何會繼續陷入萬劫不復。他整治吏治的成果，在萬曆皇帝親政後，僅用了幾十年時間就敗壞殆盡，這，纔是“張居正改革”的悲劇結局中，一個常被人忽視的重要因素。

以這個意義說，真正造就張居正成功的，哪裏是什麼“腐敗”，恰恰是大明王朝曾煥然一新的廉潔政風。雖然晚年權力巔峯時的張居正，自己也不知不覺成了一個破壞者。也讓晚年的海瑞，成了明朝官場上更加孤獨的“異類”。但廉政對於一個王朝的意義，卻不應該被扭曲。

所謂“海瑞廉潔沒法救國，張居正靠腐敗強國”的論調，實事求是說，是真的找錯了歷史經驗。海瑞與張居正的“恩怨”，以及萬曆中興的輝煌與教訓，留給我們的不該是“腐敗強國”的謬論，相反，卻是貪腐亡國的警鐘長鳴。

參考資料：宗城《海瑞並不無能，反而是堪比張居正的名臣》（文史宴首發）、十年砍柴《晚明七十年》、黃錫之《海瑞與太湖平原治水》、清秋子《大明出了個張居正》、嶽金西《高拱的懲貪對策及其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