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攻取開原鐵嶺後，順勢滅掉了仇家葉赫部，既完成了女真的統一，又打開了與蒙古聯合的通道，可謂是一箭三雕，在遼東站穩了腳跟。

即使如此，後金也只能算在遼東站穩了一隻腳跟，要想經略遼東，還有瀋陽和遼陽兩座大城，大大小小七八十城堡，和十幾萬明軍在等着他。

明朝也並非毫無反應，萬曆皇帝提拔了熊廷弼經略遼東。

熊廷弼素有知兵的名聲，早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就曾巡按遼東，在遼數年，風評甚佳。

十年後，熊廷弼再次被委以遼事重任，此時薩爾滸新敗，開、鐵已失，眼看後金已逐漸呈尾大不掉之勢。

熊廷弼認爲，開原、鐵嶺是遼東腹心，失去開、鐵，遼陽和瀋陽孤立於河東；不守遼、沈，則無法保住遼東；不收復開、鐵，則無法守住遼、沈。

他的戰略是穩守反擊，先整頓遼東的防務：調兵、發餉、造武器、整肅軍紀，待時機成熟後收復開原。

八月三日，熊廷弼進入遼陽，上任後即整頓防務、召回流民，並懲治了一批臨陣逃脫和棄城逃跑的將領，遼東守備頗有起色。新募的士兵和各地調來的援兵已超過十三萬，軍心逐漸穩定下來。

軍事從來都是政治的延續，脫離政治看軍事是以葉自障，這點在這一時期的遼東形勢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熊廷弼一頓操作必須得到皇帝首肯，但他在朝中政敵不少，熊廷弼要堅持的，政敵自然要反對，爲此他不斷受到彈劾，以兵部主事劉國縉和吏科給事中姚宗文爲代表，朝中掀起逐熊之議。

萬曆皇帝在時，對這些彈劾不以爲意，如果他能再活幾年，熊廷弼能得到更多支持。偏偏神宗不久後就崩了，即位的光宗不到一個月又殯天，隨後是明熹宗即位。

連死兩個皇帝，朝政翻了天。新君上任想着燒兩把火立威，下詔廷議遼事。熊廷弼雖上疏自辯，但在政敵彈劾之下還是百口莫辯。

爲力證清白，熊廷弼提出辭職，這本是以退爲進的一步棋，並非他真正想要去職，但新皇帝對他沒這麼信任，朝議之後竟予以批准。

熊廷弼一下傻了眼，要求複查還自己清白，天啓皇帝派人前往遼東調查，調查結果是熊廷弼有功有過，他的罪過是在危難之際辭職乞歸，有負君恩，也就是遇到困難就想撂挑子，至於其他的彈劾，那都是胡說八道。

調查結果還算公正，皇帝認爲熊廷弼“力保危城”有功，打算重新起用他。

以上大致是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到去職背後的政治風波，雖然證明熊廷弼是被冤枉的，但這幾個回合下來，時間已浪費不少。

正所謂“趁你病，要你命”，明朝的對手努爾哈赤不會浪費這個機會。

天啓元年（1621年）二月起，趁熊廷弼去職，袁應泰代理遼東經略的時機，後金軍開始反覆騷擾瀋陽城外奉集堡、虎皮驛等重要堡壘，標誌着努爾哈赤發起遼瀋戰役的前奏。

明金遼瀋之戰由一系列戰役組成，規模和意義大過薩爾滸之戰，戰鬥也是相當悲壯激烈。

首當其衝的就是瀋陽之戰。

三月十日，努爾哈赤試探完明軍虛實，開始了正式軍事行動，他親自率領諸貝勒和大軍，從薩爾滸沿渾河而下，於兩天後一早抵達瀋陽，在城東的渾河北岸紮下營寨。

明朝的瀋陽守將是遼東總兵官賀世賢。這是位猛將，在他守備下，瀋陽城外挖設了大大小小的陷阱、城壕、攔馬牆，排列着楯車和大小火炮，防禦嚴密，即使連戰連勝的後金軍也不敢貿然進攻。

後金軍強於野戰，攻城是弱點，尤其面對瀋陽這樣的堅城，正面猛攻的損失將令努爾哈赤無法承受。

努爾哈赤用兵從來就不是一味蠻幹，作爲軍事統帥他相當有頭腦。薩爾滸之戰中，他的戰術是集中兵力大範圍迂迴；攻佔開原、鐵嶺，後金軍打得是一場漂亮的閃電戰。

這次明軍早有準備，前兩招都行不通了，但他還有另外的戰術。

賀世賢這個人在史上其名不著，他其實是員張飛式的猛將。其時遼東明將敢主動出擊的不多，唯獨賀世賢是個異類。只要聽說哪裏出現了後金軍隊，他準保是第一個喊着衝出去要砍人的。

賀世賢敢這麼兇，也有自己的底氣。從薩爾滸之戰前到後金軍騷擾瀋陽外圍，賀世賢屢次主動出戰，頗有斬獲。泰昌初年他還曾在灰山堡和撫安堡獲得過兩次小規模勝利，所以即使對陣如狼似虎的八旗兵他也不虛，在杜松、劉綎、馬林先後陣歿後，賀世賢充任總兵官，已是遼東宿將。

努爾哈赤的謀略依對手不同而變化，這次面對賀世賢，努爾哈赤打算使用另一個戰術——誘敵出擊。

爲此，從六月十二日起，努爾哈赤就屢次派出少數人馬在戰壕對面偵察挑釁。第二天，總兵尤世功的家丁事先埋伏，咬住了後金兵，獲得斬首四級的功勞。

賀世賢不禁心癢，決定率千餘家丁出城收割點人頭，給努爾哈赤更大的教訓。後金兵主動退卻，賀世賢乘銳輕進，出城過遠陷入重圍。明軍且戰且退，退到西門。哪知這時努爾哈赤抓住明軍主將出戰的機會同時急攻東門，城內收納的蒙古鄉人斬關落鎖放下吊橋，後金軍從東門蜂擁而入。

賀世賢在西門外看到城內混亂，知道自己中計。此時他已身中四箭，手下勸他退回遼陽，賀世賢拒絕，“吾爲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見袁經略乎！”隨後揮鐵鞭衝入敵陣，擊殺數人後中箭墜馬而死。

城內，尤世功率兵退到西門，看到賀世賢被圍正打算去救，自己卻早已陷入重圍，力戰而亡。

瀋陽之戰，明軍傷亡、被俘、投降的人數達到7萬餘人，這個數字超過了薩爾滸之戰。瀋陽城屯駐了遼東明軍近半兵力，這支主力被如此葬送，爲之後的遼陽之戰帶來巨大影響。

瀋陽重鎮一天即被攻陷，這實在出人意料。表面來看，原因在於賀世賢，但背後還是政治原因。

性格決定命運，後人多指責賀世賢有勇無謀，但這正是他的特點，以他猛張飛的性格，不主動出戰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偏偏當時瀋陽城內，並沒有能制約賀世賢的上級領導，遼東經略袁應泰和巡按御史張銓都駐節於遼陽而不是瀋陽，瀋陽就是賀世賢說了算。

賀世賢以勇猛著稱，當總兵官容易，專注於砍人便是，一城主將卻絕非那麼簡單，必須算無遺策，賀世賢的腦袋不是爲謀略而生，這超出了他的運算能力，性格導致了他的悲劇。

但賀世賢就真應該背上最大那口鍋嗎，並不見得。

賀世賢主動出擊，必定也有他自己的考量，他賴以依仗的是自己的家丁。

家丁名字有點土，其實是精銳中的精銳，在明末武將軍閥化的趨勢之下，家丁就是主將的私人武裝，他們效忠於自己的主將，拿着最高的薪水，擁有最好的裝備，戰鬥力也要高出普通明軍一大截。

賀世賢帶出的一千多家丁也不算少，這些人都是騎兵，就算戰事不利，也有把握及時撤回城內，賀世賢出擊遇伏時他也正是這樣做的，即使陷入包圍，勇猛的家丁仍然能護衛他且戰且退，撤到瀋陽西門下。

真正出問題的是瀋陽城內之前收納的“降夷”。招納降夷是遼東經略袁應泰的主意，他認爲“職甫待罪遼撫，日夜思制夷之放，無如招降爲最”。

袁應泰是經略，賀世賢只是武將，即使是總兵官也得聽袁應泰的。招降外族戰士也並非袁應泰首創，明朝開國起就有這個傳統，能達到以最小成本削弱對手，同時壯大自身的目的。明軍中蒙古士兵和軍官比比皆是，這些人也確實驍勇善戰，是明軍所倚仗的重要軍事力量。

在大方向上，袁應泰所做的也只是承襲原有的政策，爲朝廷省錢的同時又能補充瀋陽的軍力。

問題是這時大環境發生了變化，原本蒙古各部落多與葉赫、哈達等部結盟，共同對付建州。現在女真各部已被努爾哈赤統一了，蒙古部落也被他打得很慘，不少已臣服於後金。

這時候再招納降人就有很大風險，其中內奸的比例大大增加，這正是努爾哈赤慣用的招數。

但在政策的慣性之下，加上賀世賢、尤世功等人此前也一直是這麼幹的，他們有“善撫夷丁，能得其死力”的名聲，袁應泰並沒意識到其中的風險。

他在遼東招納了五六千名夷丁，以蒙古人爲主，由賀世賢、尤世功、李秉誠、侯世祿、朱萬良、姜弼等六將每人統領一千餘人，按照漢丁五十人配夷丁五六人的比例進行分配。

瀋陽之戰時，李秉誠、侯世祿、朱萬良、姜弼四將並不駐紮在城內。按比例來計算，賀世賢、尤世功招納的降丁應該在兩三千人之間。

這些人裏有多少努爾哈赤安插的內奸，無法確切統計。根據記載來看，“降丁復叛，斷城外吊橋”，瀋陽城內當時有數萬明軍，降丁能控制一座城門，顯然人數不會少。

降丁中有奸細，這也不算意外，之前的開原、鐵嶺之戰，城內的後金內奸也曾幫助打開城門，軍事行動往往伴隨着間諜戰，這是自古顛不破的道理。

降丁能發揮作用，關鍵原因在於賀世賢的輕敵出擊，賀世賢能出擊，原因在於城內沒有節制他的領導。如果瀋陽城內有個最高統帥指揮大局，就算賀世賢在城外就被砍了，努爾哈赤也未必能一天拿下瀋陽，只要堅守到第二天，大舉前來救援的遼東明軍就能趕到，川浙軍團與瀋陽守軍裏應外合，後金軍就沒有了機會。

所以這就是監軍的重要性，以文制武是有必要的，瀋陽的失陷在於袁應泰沒有配備能制約賀世賢的官員，而把一城之得失交到這位猛張飛手上，這屬於典型的用人不當。

這麼看來，遼東經略袁應泰應該背鍋囉？其實也不是，篇幅原因，接下去的渾河血戰在下一篇再講，原因也會在之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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