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線的范仲淹、韓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調令，皇上要調他們回京師，進入朝廷中樞中書省和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任職。

范仲淹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留在西北鎮守邊關，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們兩人辦完了交接手續，極不情願地離開涇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韓琦回京的時候，宋與西夏的和約只是草簽，還沒有蓋上國印互換和約。趙禎爲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將他們二人從西北前線召回來呢？這要從當時的國情說起。

當時的宋，已經是積弊如山，危機四伏，國家財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財用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費。

冗兵。宋代採取終身兵役制，無復員一說，致使軍隊總數逐年增加。

太祖皇帝開國時軍隊總數爲二十萬，太宗皇帝統一中國時達到六十餘萬，至趙禎慶曆年間（1041—1048年）已達一百二十五萬。

冗官。官吏的增多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取仕，科舉制度創立初年，每年取進士不過三十人。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中進士多達七百餘人，而且成爲慣例執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國的進士累計多達一萬七千三百餘人。

至此，進士應試才改爲三年一次。幾十年來，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二是世襲。宋代選拔官吏，除科舉外還有“僥倖法”，即世襲。例如宋代規定“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廣甚至達到了多及異姓宗親甚至以門客充數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財政不堪重負。趙禎朝中央財政收入雖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財政狀況從太宗時的盈餘大半惡化到了財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戰事，宋疲於用兵，國家財政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趙禎急召范仲淹、韓琦二人進京，是要藉助他們二人在抵禦西夏入侵的聲望和才智，組建一個新的中樞機構，以“振興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韓琦奏請留任、滯留西北辦理交接手續的過程中，國內又出現了一次暴亂。

京東禁軍士卒王倫在沂州結夥四五十人，殺掉巡檢使，揭竿造反的事情發生。王倫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

王倫作亂，朝野震動，以歐陽修爲首的年輕官員們紛紛上表，要求朝廷開放言路，揭露腐敗之政，呼籲進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機。

趙禎也有志改革，便應歐陽修等人的請求，親自提拔王素、歐陽修爲知諫院，餘靖爲右正言，蔡襄爲祕書中丞知諫院。

這四大諫官中，歐陽修、餘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間，被呂夷簡視爲范仲淹朋黨，現在身爲諫官，言權在握，他們大張旗鼓地相互配合，不僅揭露弊政、薦舉賢才，而且對保守無爲的中樞班子展開攻擊，呼籲范仲淹、韓琦進入中樞班子，對朝政進行改革。

趙禎聽從了諫官們的建議，從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組中樞班子：罷呂夷簡首相之職，夏竦剛被提拔爲樞密使即被免職，罷王舉正首相職，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歐陽修幾個言官給拉下來的。

歐陽修他們彈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戰場上損兵折將，無所作爲，且爲人奸詐，這樣的人，實在不能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

至七月，朝廷中樞班子組建完成：章得象爲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晏殊爲樞密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兼陝西安撫使，韓琦爲樞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撫陝西、富弼爲樞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這種亂哄哄、毫無準備的情勢下，捲進了這場政治改革之中。

范仲淹回京後，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入內，賜座、賜紙筆，以最高、最隆重的禮遇，要求他們將朝廷當前的急務寫出來，不要有顧慮，也不得迴避。

這是一種近乎於囚禁逼索的行爲，但也反映了趙禎心情的急迫和對他們兩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將，在朝廷和地方任職多年，常懷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平時對朝政很是留意，雖然事先沒有準備，經過一番思考，對積存在腦海裏多年的關於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當場疾書《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爲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獻於趙禎。富弼也上陳了當世之務十餘條和安邊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十條措施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各個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認爲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沒有信心，他常具憂國憂民之心，心中早有藍本，但並沒有公開提出來，這是在趙禎的逼迫下才將其寫出來列奏。

趙禎對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深有同感，全盤採納了他的意見，並在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這次改革，歷史上稱爲“慶曆新政”。

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從整頓吏治出發，由中書與樞密院開聯席會議，選拔各路的轉運使。

范仲淹在提名時，翻閱名冊，凡庸碌無才的人就一筆勾去，推薦討論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備的精銳之士。

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選，笑着說：“範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樣報之以笑地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實施，直接關係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規，猶如掄起的大鐵錘，錘錘砸在官場那些貪瀆者、不法者、狡詐者、懶惰者、昏庸者的頭上，使他們寢食不安。

而“擇宮長”擇出的數百名都轉運按察使和提點刑獄帶着刑獄之劍，勘察審問，囚禁抄家，更使他們心驚膽戰。

范仲淹的改革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八個月，在這期間，他重定了《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通令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派出數百名轉運按察使和提點刑獄，查處撤掉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和昏庸無爲的官員，按新法保舉了一批清正廉潔的人士，頒佈新規，取消公費宴會、賜宴、聚書和補貼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風。

新政給天下帶來了一股新穎之風，給天下百姓帶來了希望。

可蟄伏於新政背後的舊勢力們並不甘心於失敗，他們伺機而動，圖謀捲土重來，給新政、給倡導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擊。

新政對於積弱的宋室，與其說是一劑良藥，不如說是一劑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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