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家陸銘：如果城市沒有戶籍制度，服務業佔比可提高3-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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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在2020年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場暨全球城市論壇上，上海交大安泰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提出了三個建議：中國應該減少城市低密度的蔓延，同時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並在人口流入的地方適當增加土地供應，以解決更多住房問題。

今年8月24日，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陸銘是會上最年輕的發言者。他長期研究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已出版《大國大城》《空間的力量》等著作。

新冠疫情的爆發是快速城市化的弊端進一步凸顯，一些國家城市中社會不平等、就業緊張、貧富差距以及文化衝突等矛盾在這場疫情中被放大和激化，城市安全和傳統發展模式也受到極大挑戰，全球層面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陷入困境。

那麼，如何在疫情防控新常態下提升各城市社區品質，以加強社區治理能力，凝聚社會認同？如何加快韌性城市建設，通過轉型發展模式和加強城市間合作提升城市安全保障，以應對和解決本次疫情所暴露的重大問題，實現更平衡、更充分和更可持續的城市發展？

10月31日，在2020年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場暨全球城市論壇，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區治理與韌性城市建設的主題論壇中，上海交大安泰學院特聘教授陸銘表示，在全球範圍人口城市化率提高的時候，服務業的比重也相應有所增高。但對於中國而言，中國的城市化率偏低，這也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

他指出，長期以來，在本土化的發展戰略中，中國一直在控制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鼓勵中小城市發展，這導致中國服務業佔比會受到嚴重製約。

與此同時，中國城市還在進行快速的土地擴張，結果導致了中國城市人口密度出現急劇下降的情況。在10-15年的時間中，中國城市人口下降了將近一半。

“根據我最近的研究測算，如果中國的城市沒有戶籍制度，所有外來城市的外來人口可以進入城市，那麼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就不會下降得如此快，那麼中國服務業的GDP和就業當中所佔的比重可以提高3-5個百分點。”陸銘表示。

陸銘進一步指出，反過來講，如果因爲這次的新冠疫情，大家認爲城市密度是有害的，如果城市密度發展走向低密度模式，“這不僅對疫情的防控有負面效果，還會進一步扭曲中國服務業佔比不夠的情況”。

他強調，大城市的高密度並不是一件壞事，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不是控制城市人口，而是應該減少城市低密度的蔓延。同時，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讓外來人口可以生活在更和諧、更加能得到關愛的、更有社會保障的城市。最後就是有關土地配置的問題，中國應當在人口流入的地方，適當增加土地供應，以解決更多住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