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著名戰略家陳羣作爲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創設人聞名於世。《三國志》上記載，他在任徐州別駕的時候，就對劉備提出過前瞻性的建議，劉備後來深悔沒有聽從陳羣的意見，果然在徐州一事無成。

曹丕正式成爲曹操的繼承人之後，非常倚重陳羣，把他稱作當代的顏回。後來，陳羣主持制定了可以稱爲世界上第一部績效考覈辦法的九品官人法，也稱九品中正制。在統一了人事管理權，規範了幹部選拔任用機制，強化了中央權威的同時，也爲士族子弟的仕途發展留了“後門”，這從體制上壯大了士族集團的勢力，開啓了後來臭名昭著，爲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門閥政治。

然而，制度創設之初，成效還是非常顯著的，從制度上基本杜絕了高層近親屬和身邊人員隨意干預幹部選拔任用的陋習，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社會共識，改善了皇族與士族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中國北方的經濟社會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明顯拉大了與蜀、吳之間的差距，爲後來西晉統一中國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後代對九品中正制的評價浩如煙海，相對而言，王夫之《讀通鑑論》中的評論比較有名：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與於中正之品藻者鮮也，非名譽弗聞也，非華族弗與延譽也。故晉宋以後，雖有英才勤勞於國，而非華族之有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下，而獎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

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人之皆可爲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爲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燻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知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爲不可至，而忽爲不足容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醲賞重罰不能匡正矣。

是以古之爲法，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而曀霾久蔽，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晝秉燭爲取明之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性，而惡能哉？則靳取之華胄之子、清流之士、以品隲而進退之，亦未甚爲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即以命人之性者也；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即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化也，即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溢，有所漏，然而鮮矣。

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以名望之吹噓，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校之造士也夙，而倡優隸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固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傅說之築，膠鬲之賈，託以隱耳。豈草野倨侮、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詬誶母者，有令人哉？

拋開時下主流觀點對船山先生真知灼見的溢美之詞不提，我們還可以發現，出於公心卻未必能夠讓衆人體會到公平公正的感覺，有時甚至走到了反面，這一定有地方錯了，但錯在何處，因何而錯，如何避免？誰可以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