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6年(明天啓六年,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因病逝世。

根據後金政權地貝勒大臣共推制,四貝勒皇太極接受衆位兄弟子侄地一致擁戴,成功地登上了後金汗位。

他就是爲清朝開國立業的第二代君主——清太宗。

次年,皇太極改年號爲天聰。從此,後金國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努爾哈赤逝世兩個月後的十月,後金政權突然接到明朝寧遠巡撫袁崇煥派遣的都司傅有爵、田成和李喇嘛等34人使團前往後金政權的首都——盛京瀋陽,來爲後金政權老汗努爾哈赤弔喪和祝賀新汗皇太極即位成功。

明朝這個出乎人們意料的舉動,不禁使人感到驚訝。

後金政權與明朝一直處於交戰狀態,但袁崇煥採取的這一使團行動,表面上的意思無疑是想化干戈爲玉帛,向後金政權表示了和好之意。

但袁崇煥真正的意圖,是藉此機會探聽後金政權內部的虛實,想要直接試探後金政權是否有議和的意圖。

在袁崇煥的戰略思想中,和談是作爲戰守的重要輔助手段。

皇太極也不是喫素的主,他清楚的瞭解到袁崇煥的意圖,決定順水推舟,不僅沒有冷冰冰地對待這些使臣,還極爲熱情的招待這些使臣,還特地爲他們召開了一次軍演,讓他們參觀八旗兵的雄姿盛容,極力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傅有爵一行使團在盛京瀋陽呆了整整一個月才返回寧遠。

臨行前,皇太極還派遣方吉納、溫塔石等七人使團隨明使回訪明朝,特別是回訪寧遠巡撫袁崇煥,還爲袁崇煥獻上貂皮、人蔘、銀兩等貴重禮物,另外還有一封皇太極的親筆信,明確提出明金兩國言歸於好的議和原則,要求袁崇煥作出肯定的答覆,他才能考慮如何說服部下,進行具體設想。

皇太極從一開始就對明金和談持有非常積極的態度,時時表現他對議和的熱心。

而且越到後來,皇太極對明金和談表現出越來越迫切的心情,不惜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頻頻嚮明朝傳達他要求停止戰爭、實行議和的良好願望。

人們不禁要疑問:一向侵略成性的後金政權,僅僅遭到一次不大不小的寧遠失敗,爲何就一而再地進行求和?皇太極是真想求和,還是假意求和?

勝敗乃兵家常事。戰爭從來都不會因爲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結束,何況明朝與後金政權的戰爭正處於白熱化階段,雙方已經成爲生死仇敵,任何一方都不會自動要求議和,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

但是通過分析,不難得出結論。

因爲後金政權所處的國內狀況和國際形勢比較糟糕。

努爾哈赤去世的時候,後金政權已經佔有廣大的疆土,與明朝鼎足而立。它的東南方向邊界已經到達鴨綠江,與朝鮮爲鄰;北方邊界到達嫩江,與蒙古各部落接壤;西方邊界到達遼河,與明朝相峙。

後金政權看起來疆域已經很大,但是它面臨的局勢也很糟糕,因爲剛好處於明朝、蒙古、朝鮮三股勢力的包圍之中。

努爾哈赤遷都遼陽的時候就意識到這一危險的國際形勢。他決定把最強大的明朝當成主要“敵國”,然後把蒙古、朝鮮視爲“內顧之憂”,也就是他已經把蒙古、朝鮮看成自己下一步要吞併的對象。

爲了擺脫後金政權被包圍的險境,他先把都城從極其偏僻的赫圖阿拉遷到遼陽城,又從遼陽城再次遷到盛京瀋陽。

但努爾哈赤的戰略目標還沒有完成就去世了。他的繼承者皇太極更深刻地看到後金所處的險惡環境。他對自己的兄長代善說:“皇考收服諸國,創立基業,並把它留給了我們。如今,漢人、蒙古、朝鮮四境逼處,都與我對立,而且哪個國家不被我征討?天下之人誰不在圖謀我們呢?所以我們要努力圖強,勉勤國政。”

在努爾哈赤晚年時期,後金政權與朝鮮雖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但雙方的矛盾日趨激化。

朝鮮因爲受過明朝大量恩惠,而且受到華夏正統的影響,堅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方,並從道義上、物資上支援明朝對後金政權的戰爭。

這使後金政權深感一個同明朝友好的政權存在自己身邊,已構成它的心腹之患,必須要進行剪除。

而處於分裂狀態的蒙古各部落有一部分被明朝拉攏到自己一邊,經常威脅後金政權的側翼。

努爾哈赤雖然傾注全力進攻明朝,奪得了遼地大部分地區,從而取得了牢固的立腳點。但是,皇太極知道,隨着對明朝戰爭的擴大與深入,後金政權勢必受到朝鮮與蒙古的牽制,不能放心大膽地同明朝爭戰。

因此,如果要奪取戰爭的勝利,必須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力,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解除朝鮮與蒙古問題。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要緩和同明朝的關係,即暫時放棄對明朝的大規模進攻,以和談的策略穩住明朝,以便使後金政權騰出力量進攻朝鮮,剪除腹背心患,再進通過戰爭和聯姻降服蒙古各部落,使得明朝勢力進一步孤立,而自己的勢力進一步擴大。

這樣,後金政權就會突破“四境逼處”的險境,全力以赴和明朝爭衡,這纔是皇太極議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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