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曾是歐洲人聞之色變的浩劫，短短几年時間奪走了2500萬人的性命，佔據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草草幾行數據，就足以看出黑死病對歐洲人的打擊有多大，摧毀程度有多可怕，遠遠高於戰爭帶來的摧殘。

1910年，清政府結束統治的前兩年，東三省突然發生大規模鼠疫。

回想曾經的浩劫，這場鼠疫如果沒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將會帶來怎樣的傷害？是否會危及更多生命？一切都是難以估量的後果。

1910年11月，傅家甸(今哈爾濱道外區)發生舉家死亡的事情，前來處理案情的人員也隨即病倒去世，人們很快意識這是一場瘟疫的到來。

之後的6個月裏，鼠疫快速蔓延至整個東三省，整整6萬人喪生，每天平均死亡50人，最多時一日死亡183人。

從感染到發病再到一命嗚呼，只需要短短三五日，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再也沒站起來。

死亡的恐懼，是最容易擊垮鬥志的敵人。

已經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面對這一“勁敵”，很難想象他們能夠有何作爲。

而且很多國外的權威醫生都十分“落井下石”的認爲：一旦東北扛不住，整個清朝都會淪陷。而那些紛紛趕來“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們也將受其波及，最後這場鼠疫將會變成世界性的災難。

一切來的猝不及防，清政府派去的那些讀慣了四書五經的官吏都一一病倒。

就在這緊要關頭，經外務部施肇基推薦，一位名叫伍連德的人站了出來力挽狂瀾。

伍連德

這位平日倍受清廷守舊大臣們排擠的劍橋大學畢業生，在1907年才受清政府邀聘回國任教，擔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

12月，伍連德奉命來到哈爾濱，擔任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

到達不久，他便揹着衆人偷偷解剖了屍體。

無疑這是一步險棋，一旦被人們發現他不顧當地風俗偷偷解剖了屍體，一定會受到清廷重罰以及人們的輿論唾棄。

好在伍連德有了重大突破，這次的鼠疫與之前的黑死病不同，雖然疫菌相似卻與之前的認知有諸多衝突，比如他們抓到的幾百只老鼠身上，沒有一隻帶有鼠疫桿菌。

最終發現，這場鼠疫是傳播方式更加兇殘的肺鼠疫，可以通過呼吸道直接感染。

但當時的所有人，包括清政府派來的另外一名“權威”法國醫生，都在以黑死病的方式處理這場瘟疫，還很自大的推翻了伍連德的判斷，認爲消滅掉老鼠就可以萬事大吉。

所以家屬、護士、消毒工和搬運工們，即使被要求穿戴防護服和口罩，也都置若罔聞，爲了呼吸順暢將口罩掛在脖子上。

也正是這種無知，使鼠疫迅速擴大，已經有了轉向南方的趨勢。

知道事情嚴峻程度的伍連德立刻像清廷打報告：法國醫生再搗亂，他就辭職回家。

究竟應該聽誰的，其實清廷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不能得罪法國人。

這時候正爲鼠疫急紅了眼的英國駐華大使，站出來爲伍連德主持公道。

伍連德是正宗的劍橋大學醫學生，比那不知道有沒有行醫執照的法國醫生，不知道要強了幾百倍，竟然還有人質疑他？

聽了這麼一番話，清政府才下定決心全權交給伍連德安排，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消毒通風，封鎖隔離，逐個排查，開始老老實實辦事。

伍連德還要求同伴必須戴上他自創的口罩上崗，一種由兩片紗布夾一塊吸水藥棉的“伍氏”口罩，成本僅爲當時的2分半錢。

他還首創了“疑似病房”，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使用。

但是，

鼠疫並沒有控制下來。

伍連德左思右想，究竟是哪裏出了紕漏，按照他嚴格的隔離措施，絕不會再漏出任何一個感染源。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那些因爲天寒地凍，無法挖坑掩埋的屍體。

他的直覺告訴自己，病菌在東北寒冷的冬天不會失活，反而會成爲它們存活的“溫室”。

來不及證明觀點，因爲年關在即情況緊急，他立刻命人處理屍體，集體火葬。

令他沒想到的是，他提出的火葬要求很快得到鄉紳的支持，原以爲這種違背傳統觀念的行爲，一定會受到民間的反對，畢竟人們都講究入土爲安。

最終在攝政王載灃的一聲令下，一把火燒光了屍體。

1911年1月31日，傅家甸第一次死亡人數下降。

2月20日，所有防疫區的死亡數全部下降。

3月1日，哈爾濱出現0死亡。

4月，春暖花開之日，震驚世界的東北大鼠疫徹底結束。

伍連德與妻子

後經研究：鼠疫桿菌在寒冷、潮溼的條件下不易死亡，-30℃仍能存活。可耐日光直射1-4小時，在乾燥咯痰和蚤糞中存活數週，在凍屍中能存活4-5個月。

黑死病讓歐洲緩了150年才緩過來。

很難想象，如若當時的清政府受到同樣摧殘，我們要用多長時間才能再次養足精神。

這一切都要感激，無懼生死、敢於擔當的英雄。

1935年，伍連德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提名，成爲走近諾貝爾獎的中國第一人。